总之，对处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进行贸易保护程度的估计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由于许多政策或制度性因素无法获得信息和数据，或无法定量计算，因此我们现在的估计存在着低估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估算结果见表1。

　　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看出，1994年，在选定的25种产品中，中国的关税加非关税措施的关税等价（t+n）的加权平均值为43.29％，进口品占进口品加国产品价值量之和的比率为35.96％（所计算的国产品加进口品的价值量超过15000亿元）。其中经过调整的关税率为21.74％，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21.55％。日本采取价值差量方法对1989年五大类产品（食品和饮料、轻纺产品、金属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进行了估计，关税和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8.2％，其中平均实际关税率为4.7％，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等价为173.5％，进口品占进口品和国产品之和的比率为11.7％（所计算的进口品加国产品价值约为61万亿日元，1989年汇率为138元/＄，约为4420亿美元）。⑦美国对1990年21种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的加权平均估计为35.2％（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的关税等价占世界价格的比率），进口品占进口品加国产品价值量的比率为21.21％左右（所计算的国产品加进口品的价值量近2600亿美元）。⑧可见，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低于日本而高于美国，进口比率中国均高于美国和日本。后者意味着在这些产品的需求方面，中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

　　四、贸易自由化后进口品和国产品的价格和数量变化

　　在完成上述两个阶段工作后，我们采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见式8），分别求出各方程的截距项，以及贸易自由化后两个市场的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见表2）。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这些产品如果实现贸易自由化，国产品价格指数将平均下降到0.875。国产品数量将从贸易自由化前的9823.23亿元，下降到贸易自由化后的6613.11亿元，下降的绝对额为3000多亿元，下降幅度约为33％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更便宜的进口品替代了成本更高的国产品。对于这个变化，国内人们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稀缺资源转移到生产率水平更高的用途上看，这个变化是资源的节约。但短期内中国会付出就业率下降，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的代价。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进口品价格的数量变化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后，进口品价格指数将下降到0.714，但进口额净增加近2280亿元。进口金额占进口金额加国产品金额的比重，将从以前的35.96％上升为53.54％。进口增加是否对中国生产者有利，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目前中国的进口结构分析，1994年中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14.23％，工业制成品占85.77％，其中主要是资本物品和中间投入物。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生产者的有利方面在于，可以更容易得到外来的资源和投入物，对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降低生产成本应当是有利的。不利方面在于，在体制转轨完成以前，中国的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面对强大的外来竞争，许多有潜在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可能无法维持和进入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性贸易保护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但如何选择受保护的产业，如何确定保护性措施的力度和时限，使之不会产生保护落后产业的效应，是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五、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分析

　　根据图1、图2计算，贸易自由化后的消费者总剩余为2824.12亿元，消费者剩余比率为18.41％（消费者总剩余/贸易自由化前的进口金额加上国产品金额）。其中生产者剩余损失（即转化为消费者剩余）为1192.95亿美元，在消费者总剩余中的比重约为42.24％；政府的关税收入和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当量约为1346.59亿元，在消费者总剩余中的比重约为47.68％；净效率收益约为284.58亿元，在消费者总剩余中的比重约为10.08％左右。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消费者有净收益，政府、国内生产者和获得配额租金的国内经济组织有净转移效应，总的贸易自由化效应为正。

　　需要指出的是，在消费者剩余中，来自关税收入的转移为650.96亿元，大大高于1994年的实际关税收入330亿元。这是由于资料的限制（没有按产品的关税统计），我们在估算25种进口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关税当量时，对关税减免未予扣除，因而t的估值和关税保护代价的估值偏大，n的估值和非关税保护代价的估值偏小。这并不影响对中国贸易保护程度和贸易保护代价的总体估计结果。

　　将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加以比较，美国消费者剩余比率为12.5％，效率收益占消费者总剩余的比重为11％左右；⑨日本消费者剩余比率为24.7％，效率收益占消费者总剩余的比率为15.9％。⑩前一个指标中国高于美国而低于日本，后一个指标中国低于日本而与美国相近。

　　从上述有关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估算结果可以发现两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效应相对较小？2．如果贸易自由化主要是消费者剩余净增加，政府、国内生产者和获得配额租金的国内经济组织有净转移负效应，那么，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既得利益者可能成为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阻力。这些问题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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