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贸易自由化的就业效应

　　对就业的影响是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表3的计算可以看出，如果实现贸易自由化，随着进口品的增加，国产品产量的下降，这25个部门的就业人数将减少1921.92万人，减少了46.29％。由此可以推算出，通过贸易保护措施而增加一个劳动者就业，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代价为14697元，效率损失为1479元。

　　七、模拟和比较

　　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东亚“四小虎”，因此，市场体系的非均衡状态和经济行为的非规范现象，必然会导致选用相对简单的模型估计中国贸易保护的静态成本，存在着与现实经济的很大偏差。在这里我们做了两项模拟，即用假定的汇率折算因子4.25％再次进行调整，以及选用美国minivans and SUVs的进口品和国产品的需求自价格弹性替代中国的相应的弹性参数。

　　第一项模拟的依据是：1994年1月1日，中国实施了汇率制度改革。在改革前，中国采用的是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在1993年12月底，官方汇率为RMB 5.8元/US＄，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RMB 8.7元/US＄。约80％的外汇交易是在外汇调剂市场买卖。并轨后，初始的单一汇率水平为RMB 8.7元/US＄的水平，即官方汇率直接向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但由于并轨前的市场汇率仍受着较多的政府干预，如1993年2月底至6月1日的市场汇率上限控制，以及货币当局对市场汇率的控制，使并轨前的市场汇率也不是相对均衡的市场汇率。其次，并轨时，中国货币当局担心过度强劲的外汇需求会导致国际收支危机，采取了过度贬值的汇率并轨策略。并对并轨后的汇率和外汇市场进行经常性干预，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到1994年底人民币汇率缓慢地升值到RMB 8.48元/US＄的水平。如果没有货币当局的干预，可能将突破RMB 8元/US＄的水平。如果并轨后的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则单一汇率与均衡汇率就会产生偏差。这种汇率偏差将影响进口品的价格折算为本币价格的水平，即汇率折算因子。为此，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假定的汇率折算因子再次进行调整4.25％的年升水率，并估计其影响。从模拟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后的福利影响比不做调整的状况，进口将净增加630多亿元，进口净增长率为5.79％；消费者剩余将净增加360多亿元，净效率收益将增加77亿元。从对贸易保护程度的估计影响来看，汇率折算因子的变化将导致非关税数量限制的关税当量增加189亿元，平均水平提高约7.3％左右。

　　从上述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影响一国贸易保护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进口品到岸价格与国内价格的差量和进口品需求的自价格弹性。从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参数分析，中国的进口弹性值的平均水平可能低于美国，但并不低于日本。中国进口弹性最低的产品，如小麦的进口弹性为-0.256，日本为-0.203；中国的菜籽油的进口弹性为-0.162，日本的大豆进口弹性为-0.180，大豆以外的油料的进口弹性为-0.479。但中国有的产品进口的需求自价格弹性明显地偏低，如轿车的进口价格弹性为-0.100，摩托车为-0.391，明显地低于美国的-1.5（小型车）。这说明中国这些产品的进口受着严格的贸易保护性限制，并且市场化程度低，导致这些产品的进口需求主要不是对价格因素变化起正常性反应，而是对贸易保护性政策的调整起反应。因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巨大溢价，导致巨大的国内潜在的进口需求。中国曾多次出现的大规模轿车走私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进口在25种产品的进口中目前只占5％的进口份额，但随贸易自由化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弹性将随之增大。为此，我们用美国的相关产品的弹性参数替代中国的轿车（发动机排气量在2.5升以下的小型车）和摩托车弹性参数，做了第二项模拟。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只是将中国的轿车和摩托车的进口品和国产品需求自价格弹性（中国的弹性参数Emm=-0.391，Edd=-0.366（摩托车）和Emm=-0.1，Edd=1.433（轿车））替换为美国的相关产品的弹性参数（Emm=-1.5，Edd=-1.19）。模拟结果为：当实现贸易自由化后，进口将比不做相应调整的结果净增加400亿元，消费者剩余将净增加100亿元。而且这种福利变化主要反映的是贸易自由化的效率收益。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市场化和开放，主要的收益是效率改善。

　　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体制中，贸易保护程度和保护的代价不能仅仅从进口品到岸价格与国内价格之差量（t+n）去找。基本的原因可能需要到中国贸易管理制度的制度效率和贸易者的行为因素中去找。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租金”。在中央政府的高贸易保护壁垒下，如何寻求和实现这些“租金”，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这包括大规模的走私活动，通过各种手段绕开贸易壁垒的规避管制的活动。这些活动规模之大，足以平抑了进口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已深化到相当程度，但政府的管理体制严重滞后。因而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导致中国宏观贸易管理制度的低效或某种的“失效”。对中国贸易制度效率和行为因素进行分析，也就成为深化模型的计算结果和研究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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