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近、现代的医学伦理学阶段

　　（一）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概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不断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侵略。面对国家民族的存亡，林则徐领导了禁烟爱国运动，医家何其伟研究古方编辑成《救迷良方》一书。1838年，林则徐给皇帝的奏折的第四部分“戒烟断药方”就是根据何其伟的《救迷良方》改写的。正是林则徐领导的禁烟事业和何其伟的《救迷良方》，“拯救了中国四百万以上吸毒者，使他们脱离了痼毒的苦海，或恢复了健康，重新做人。”

　　晚清时期，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医生，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实了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内容。这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和鲁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学医，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他怀着“医亦救人之术”的意愿学医。他的伦理思想是讲“仁爱”，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济世为怀”，“粟金不受，礼物仍辞”，被人奉为“孙菩萨”。鲁迅也是怀着“医学不仅可以给苦难的同胞解除病痛，但愿真的还可以成为我们民族进行社会改革的杠杆”的希望学医的。这两人都是从医家成为革命家、从医人转为医国，从重医德进而重政德的代表。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出现了西医和中医问题的长期论争。当时有三派观点：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完全复古；一派主张中西汇通。这三派中，中西汇通派，看到了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如施今墨、恽铁樵、张锡纯等代表人物，他们在主张中西医相互学习和促进祖国医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此在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并存，共同造福人类健康的新局面。

　　1932年6月，爱国学者、现代医学教育家、我国医学伦理学先驱宋国宾（公元1893—1956年），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著《医业伦理学》，他在书中以“仁”、“义”这一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对“医师之人格”、“医生与病人”、“医生与同道”、“医生与社会”的“规己之规”作了精辟的论述，强调医生必须加强医德修养，“良医当勤其所学，忠其所事，出其热忱，修其仪表。”他的学说，不仅在当时具有“众醉独醒之卓见”，而且为我国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我国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突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

　　（二）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形成始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医德，包括红色根据地的医德、抗日根据地的医德、解放区的医德。这个时期的医德，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为了适应长期革命战争的需要，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医德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建了人民医疗卫生事业。1931年，毛泽东为红色卫生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医学教育方针。1941年，毛泽东又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题词是对当时我军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精辟概括，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和医务人员的优良医德，成为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我国的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在此著名题词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文章的思想指导下，共同参与到治疗活动中，构成了平等的同志式的新型医患关系。总之，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长期防病治病和抢救伤病员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战争特色的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医德，这便是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前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以后，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医学伦理思想和医学伦理原则，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体现和发展。在这段时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对旧中国遗留下的医药卫生事业进行了改造和整顿，并确定和落实了党的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方针，还组织力量防治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严格控制烈性传染病，如霍乱、鼠疫、血吸虫等。与此同时，党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相教育，倡导学习白求恩精神，争取做白求恩式的医生，清除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广大医务人员思想觉悟和医德修养显著提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纷纷奔赴战场，为中朝人民和志愿军伤病员服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也谱写了像抢救邱财康等阶级弟兄生命的一曲曲医学人道主义的凯歌，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革”动乱的十年。这十年的医德是科学与愚昧的搏斗，是团结发展中西医与摧残中西医相结合思想的搏斗。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精神遭到严重损害，社会道德和医德出现倒退。但也不能忽视在这时期有许多医务人员仍然是忠于职守，抱着对人民健康负责地态度，勤奋工作，并且仍然保持着高尚的医德情操。

　　第三阶段：（1976—1988年）自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复兴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职业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和1988年，国家卫生部先后颁发了《医院工作人员守则》、《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一般医德规范细则》等，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医德的形成。

　　总的来说，建国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卫生政策侧重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中西医结合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即为社会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但这一时期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主要依靠政治哲学对它指导，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是医学伦理学价值判断的准绳。

　　三、生命与健康伦理学阶段

　　我国比较系统地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教学和科研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6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拉开了医学伦理学理论研究新的一幕。它标志着中国的医学界、理论界已开始认识到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并且开始了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会议提出的医德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原则被以后10年的医德实践证实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2年，全国第二次医德大会在大连召开，会议探讨了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安乐死、器官移植等新领域中的伦理问题。1984年，全国第三次医德讨论会在福州举行，除了理论问题向纵深发展之外，全国医学院校已经注意到了医德教育，纷纷成立了教研室，相继开设医学伦理学课，进一步推动了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研究。1986年，全国第四次医德讨论会在南宁召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医学伦理学的义务论、价值论、公益论的理论与实践、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和结合，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转化和提高，以及中国伦理法规和护理伦理法则及生命伦理问题。1988年10月，全国第五次医学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理论队伍已经形成并走向正轨。1991年6月，全国第六次医学伦理学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总结了前10年的医德建设，并对90年代提出了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的开设，杜治政著《医学伦理学纲要》等一大批医学伦理学教材也先后陆续出版，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体系随之基本确立。《医学与哲学》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专业杂志也于1980年和1988年先后创刊，对推动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科学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面临生命与健康伦理学的挑战，遇到了安乐死、临终关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严重缺陷新生儿的处理、人体实验等大量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我国医学伦理学工作者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1988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首次安乐死和脑死亡理论讨论会。199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健康道德专题讨论会。1999年—2001年，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特点体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研究、遗传生殖技术发展应用等相关伦理问题的凸现和探讨的白热化；器官移植等临床医学领域与伦理学相关案件的出现及媒体的关注；国家卫生保健制度及机构改革与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参与；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领域对医学生、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视和反思；中国两岸三地及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加强合作、多次联合召开会议等。关于生命伦理学研究的论著也陆续出版：已有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基础》，杜治政著《医学伦理学探析》，邱仁宗、瞿晓梅主编的《生命伦理学概论》，沈铭贤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徐宗良、刘学礼、瞿晓敏著《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探索》，孙慕义、徐道喜、邵永生主编的《新生命伦理学》等。生命伦理学正在走近我们。当代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对医学伦理学提出的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生命与健康的新课题，已将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推向了生命与健康伦理学发展的最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