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富勒尔建议有必要对科学运行进行管理，来克服认知偏见对科学家的影响。为此，他推荐了法律手段，即通过确立一部宪法来管理科学家共同体。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覆盖各个学科的系统化的知识的追求，所以有必要引入这样的一种法律体系。在这样的一部宪法之下，富勒尔的规范原则就可以对科学家们产生力量，去约束他们、引导他们、监督他们。这样的一部宪法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意味着确立了一种社会秩序。在富勒尔看来，当科学家行为者拥有了自然化的规范概念以及一部管理科学家共同体的宪法之后，行为者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认知偏见的干扰。
　　2．戈德曼对认知偏见的解决方法
　　戈得曼的社会认识论是一种真理定位（Truth-oriented）的社会认识论。他强调科学的目的是要通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偏见确实存在于科学的运行之中，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冷偏见和热偏见，价值与文化观点的研究有时也会指导假说的构成以及证据的收集。但是，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表明科学不能发现真理。在认知偏见的问题上，他认为价值或目标，诸如部分建立在认识规范之上的真理信仰，可以不用人类推理的经验研究进行辩护。认知偏见有可能影响认识论规范，但真理信仰是处于优先地位的，并且它不会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经验发现有可能会制约认识规范，但它们却不会影响认识评价的目标，即真理信仰。“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着认知偏见，我们也没有看到认知偏见对科学行为是如何有害的，因此我们还不能说，认知偏见尤其是冷偏见对科学活动来说是致命的。”具体来讲，戈得曼的解决策略为：
　　首先，他承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经验发现，但是却拒绝他们发现的含义。也就是说，戈德曼认为，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表明人类的推理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有可能意识不到他们的认知偏见，所以当对可能性判断做出错误推论时，并没有从认识角度上认为这种推断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完全按照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进行推理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戈德曼赞同另一位心理学家齐格任泽（G.Gigerenzer）的观点。齐格任泽用他自己的试验挑战了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发现。他根据频率判断而不是单独事件的可能性，重新论述了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实验。第一，他认为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方法假想了一种独特而又正确的规范理论，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致的规范解释。第二，齐格纳泽用实验证据表明当主体被给予相似的任务时，他们往往在以后的任务中做的要好于最初的任务。这样就表明在多次重复相同的事情时，人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推理，从而校正自己的认知偏见。因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实验结果只能是作为人类推理时的一种判断标准。
　　其次，戈德曼认为科学家在使用了一套正式的程序之后，可以帮助指导他们远离愿望偏见和喜好偏见。在心理学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仰的动机影响来源于对证据的寻找和处理方式。心理学家基洛维奇（T.Gilovich）指出，当我们更喜欢相信某事时，我们就会接近相关的证据并向自己提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信仰呢？”但是这样的问题明显带有偏见成分，它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性的证据上，而远离了有可能与之相反的证据。因为我们总是有可能找到支持性的证据，所以这种提问题的不对称方式，会使我们更有可能相信我们所期望是正确的东西。但基洛维奇也强调，科学家可以使用正规的程序与步骤来克服愿望偏见。例如，运用随机举例，就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不具有说服力和不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够达到真理或精确性，尽管存在着动机驱使的推理，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认识危害应该说是有限的。
　　再次，戈德曼认为一定程度上，认知偏见未必是一种有害的科学行为，有时这些偏见会产生好的科学结果。在大陆漂移的历史案例中，诸如主观轻视和坚持信仰这样的认知偏见的使用，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观轻视就是一种趋势，它会给生动的证据以不成比例的份量，而坚持信仰则是一种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坚持旧有信仰的趋势。在大陆漂移假说中，立场不同的科学家，对于积累的证据反应各不相同。他们会对自己最重要的发现给予更大的关注，会更加重视使他们的研究更为突出的新证据。由于科学共同体使用了更加多样化的研究证据，因此就能够得出网状化的结论，并且这种多样化的研究最终更好地服务了共同体。当然，这些案例研究只是科学记录中的部份独特片断，但由此可见，认知偏见是科学行为的构成要素，绝对不是完全有害的要素。
　　综上所述，对认知偏见的研究正在成为西方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甚至是科学家的关注点。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专业背景出发，针对认知偏见的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案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其中也不乏一些新颖的亮点，但是在涉及到认知偏见的解决方面，却始终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伴随着近些年来社会认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其对认知偏见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受到了广泛关注。富勒尔肯定认知偏见的存在，试图通过设定一些规范来改变行为者的环境，来减少认知偏见带来的影响，保证推理的准确性。戈德曼则论证了人们的认知推理活动具有较强的理性，并肯定了认知偏见是不会影响到真理信仰的。可以说，社会认识论对认知偏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用政治的、社会的因素来回答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问题。这种进路丰富和开启了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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