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开放主要采取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创办经济特区等基本途径和方式。

创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战略措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外开放，到1980年5月，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发挥了“窗口”作用。1983年又决定对海南岛的建设开发在政策上放宽，给与较多的自主权，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

随后，开放沿海港口大中城市。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侮、厦门经济特区后不久，向中央提出，除现在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5月，全部开放中国沿海港口大中城市，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大中港口城市。沿海港口城市开放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它们的自主权，使之有充分的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对前来投资的客商给予优惠政策，以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先进技术。1985年2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成为实施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1990年，开放浦东，作为以后10年开发、开放的重点。

接着开放沿江及内陆城市和沿边城市。进人90年代，东部沿海省市的经济开放政策沿着长江流域迅速向腹地延伸。1992年6月，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城市。至此，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又将开放城市发展到全国各省区，合肥、南昌、长沙、成都、郑州、太原、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南宁、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17个省会为内陆开放城市。同时，还逐步开放内陆边境的沿边城市，包括黑龙江省的黑河、绥芬河，吉林省的浑春，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博乐、塔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东兴，云南省的瑞丽、蜿盯、河口，西藏自治区的普兰、樟木。

经过10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层层推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发区一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一沿边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总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

五、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提上日程。接着，国务院也陆续发布若干文件，促进科技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扩状科研机构自主权，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提倡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横向联系，推动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断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使科研机构成为面向经济的开发实体。进一步在科研机构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鼓励科技人员深人生产第一线和企事业单位通过横向联合与技术经济合作，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改革科研事业费拨款制度，根据科研机构的不同特点，分为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公益等类型，分别采取合同制、基金制和包干制等新的经营管理形式，既合理地应用了国家的科研经费，又促使科研机构积极开辟经费来源，走上科研经费白主之路。建立和开发技术市场，明确科学技术也是商品，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积极开展技术转让。改革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至1988年我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已发展到966万人，县以上独立的科研机构5200多个，累计获国家奖励的重大成果5317项，为国家增收节支15习00亿元以上，初步显示了巨大作用。到2000年，科技人员增至2926万人，县级以上科研单位增至5800个，分别比1988年增加了202.58％和11.54％。

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从而加快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有步骤地把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向全国。6月，又明确规定了高校拥有办学、财务、基本建设、人员、了教师职称评定与职务聘任、教学、科研、对外学术交流的自主权，对高校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促进体制改革起了积极作用。此后，国家又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使教育改革的实践逐步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教育事业经费的来源扩大，除国家财政的教育费支出及其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步增加之外，社会办学的资金快速增加，其占教育经费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31.03％上升到2000年的45.81%，其增长速度已超过财政性经费增速的13％。在教育结构和规模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1987年时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40%，初步形成了行业配套、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到2000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达到1197万人；高校在校生总规模则从1987年的20。多万人，增至2002年的903万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

六、宏观调控与国民经济的“软着陆”

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升温，许多地方发生“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到年底和1993年初，已明显过热。主要表现是：(1）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2）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3）财政困难状况加剧。（4）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加剧。（5）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6）物价上涨加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这些情况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如不抓住时机，实施宏观调控，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

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陆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1993年6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通常所说的“十六条”，宏观调控的各项举措全面启动。主要有：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等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强化宏观调控就要从整顿金融秩序人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迅速调整资金投向，确保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解决“瓶颈”的制约问题。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一个在中央银行监管下的以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体系。接着，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提出“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此后，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在全国实施。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作为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从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给两方面人手。一方面，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减少货币发行，促使物价下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使总量平衡状况逐步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

经过3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使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最高峰的1994年10月的25.2％降低到1996年12月的4.4％。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达9.7%，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次“软着陆”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画等号以及姓“社”姓“资”的旧观念。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作了规定：一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二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信息市场；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器。三是要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坚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四是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

八、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国防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进人一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也相应地实行战略性转变，走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道路。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完成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裁军100万；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加强特种兵建设；调整军事院校，改革全军的教育训练体制，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都得到增强和提高。军队还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开放了一批军用设施，转军用技术为民用技术；承担架桥铺路、治理江河等国家重点工程；在部队中开展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根据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和世界军事领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新形势，向全军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确定把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贯彻科技强军战略，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宣布，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进。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军队质量建设，在教育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努力用科技进步最新成果增大高科技含量，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我军在东南沿海举行了一系列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作战能力有显著提高。国防科技研究尤其是尖端科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在战略武器方面，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用机动装置成功发射地地固体战略导弹；核潜艇成功进行极限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大深度发射鱼雷及发射运载火箭试验等。

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军队建设的首位，继续保持军队的光荣传统，涌现出“鼓浪屿好八连”、“深圳特区精神文明好六连”、“模范团长李国安”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特别是在1998年抗洪中，全军及武警30多万官兵奋战在抗洪第一线，“抗洪英雄高建成”、“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是其中的代表，谱写了人民军队光辉的一页。

九、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1997年7月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亦对我国带来严重影响。1998年5月，我国出口在持续22个月增长之后出现了负增长，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面对重重困难，中央政府及时果断地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思想，作出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大决策。

在扩大内需方面，一是调整投资计划，扩大投资规模。集中力量加快农林、水利、铁路、公路、通讯、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拓宽投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城乡电网、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及生态环境建设投资。三是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落实建设资金。由中央财政发行1000亿元10年期的长期债券，将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亿元扩大到960亿元，同时吸引商业银行贷款1000亿元。这些措施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第三季度起经济增长稳步回升。全年实现了7.8％的增长目标。在世界经济增长下降，周边许多国家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增长，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宽广胸怀。

尽管困难罕见，但在中央的周密部署下，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兼并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改革措施走上前台。到1998年9月，国企下岗职工进人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比例达98%，都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全年共有600多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取得进展。

果断推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针对国内市场粮多、价低、粮食收购企业亏损挂账严重的现状，国务院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市场粮价的进一步下滑，保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初步扭转了粮食收储企业大量亏损的局面。

灵活调整利率，让金融充分发挥经济核心作用。从1996年以来6次降息，减轻企业利息近3000亿元，还促使一部分沉淀于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向投资、消费领域。在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大刀阔斧地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的证券、保险监管职能分别划给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后两者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和全国商业市场的主管机关。银行、证券、保险三足鼎立、垂直监管的格局初具雏形。中央银行的管理体制也实行重大改革，人民银行撤销了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立9个分行，有利于摆脱地方、部门的干预，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这都更有效地发挥了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