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执行的是从扶蒋反共、助蒋内战到敌视新中国政权的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要实行“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很快就得到了世界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10月2日，苏联首先与新中国建交。中苏两大国建交，带动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10个东欧和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外，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与中国建交。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所需资金和技术。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一旦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国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家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还规定：“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按照这一原则，两国又签订了处理中苏遗留问题的协定，包括归还大连、旅顺及中国长春铁路，以及苏联援助中国3亿美元贷款等协定。在此以后，中国从东欧国家也争取到约7.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亟待恢复国民经济的新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新中国外交的另一重要政策是“另起炉灶”。就是说，新中国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一些国家仍支持国民党集团或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坚持建交前必须进行谈判，对方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自己的席位，并将各该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就是不急于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先把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把屋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

上述这些外交政策，终于把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改造成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旧中国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全国人民在建国头3年的中心任务，就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土地改革是通过1950年6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拉开序幕的。土改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发动群众、划分农村阶级、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等步骤，到1953年春，中国大陆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全部完成土改，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沉重地租。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相继发生了四次物价大涨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抑了物价。随着物价开始稳定，长期通货膨胀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过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行业失去市场，整个旧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上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公债摊派过多，经济生活出现暂时困难。对此，人民政府进行了工商业调整，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以调整公私关系为主，使一批濒临歇业、倒闭的私人工商业得以复苏，国营、私营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沿用的仍然是战争年代形成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经济体制，不利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和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扭转市场无政府状态，制裁资本主义投机活动。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保证国家掌握现金和物资，实行财政收支、信贷进出、物资供求的平衡。

当中国人民致力于恢复经济工作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金日成的要求下，中国政府于1950年10月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迫使美国在1953年7月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国家安全，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鼓舞了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勇气，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年10月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使我国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秋，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支援国内生重点建设，开展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在运动中反映出干部中发生贪污案件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遂作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对于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三反”运动中不断发现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关，主要是表现为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经济情报五个方面。于是，在大城市中开展了“五反”斗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

在开展这些社会改革的前提下，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在财政支出许可的范围内，有重点地进行企业的改造扩建，并新建一些急需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四、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工业化的起步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在领导革命斗争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很快付诸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依据苏联的经验，设想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工业化，于是制定和实行了1953一1957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启动的第一个中期计划。其总体设想是：基本上完成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积极建设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工业基地，以便在“二五”时期形成以武钢、包钢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同时加强铁路建设；然后，以东北、华北、华中三个工业基地为中心，推进全国工业的发展。其基本任务是：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纺工业和农业服务工业，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为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5年中，国家总投资766.4亿元，相当于7亿多两黄金，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地方和企业自筹资金）达588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的1.9倍。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和国防军工企业均已建立，填补了重工业建设的很多空白，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过于集中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形成了工业布局的新框架。与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43.1％提高到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35.5％提高到45%，改变了旧中国重工业落后的局面。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钢产量达到535万吨，增长296%；原煤产量1.3亿吨，增长96%；发电量193亿千瓦时，增长166％。劳动生产率提高52%，平均年提高9.9％。交通运输方面，新建铁路33条，修复3条，通车里程29862公里，增加22%；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增加1倍。

教育科技也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发展到229所，比1953年的181所增加26.5%，科研机构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加2倍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3％多。

“一五”计划到1957年超额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始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

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954年至1955年春为第二阶段。由于合作社优于互助组，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发展是健康的，也有一些地方发展过快过猛，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中央及时调整步伐，保持了稳步前进的势头。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为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高潮加速到来，出现了超高速发展状况。1956年底，人社农产达1.17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5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偏差。

手工业合作化的步骤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期受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也出现了发展过快、合并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等不利于手工业发展的缺点和问题，致使某些手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某些服务行业合并过多，使人民群众生活不方便。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是个别企业乃至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其整个过程有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经销代销，使它们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4年至1955年夏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使之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秋至1956年为第三阶段，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写实现了公私合营，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改造企业和改造资本家相结合，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由序言和4章组成，共106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1）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2）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3）具体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4）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组织、职权、自治权限等。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暂代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表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我国业已建立。

六、“大跃进”运动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是在总路线指引下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尝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不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有必要在生产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开始。先是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随后又不断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8月6日，报纸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放出的小麦亩产1052.5公斤的“卫星”。以后，“卫星”越放越大，甚至浮夸到小麦亩产高达4292.5公斤，水稻亩产65217公斤。高产典型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计划发射“高产卫星”，一亩红薯60万公斤、一颗白菜250公斤，一亩小麦10万公斤，一亩皮棉2500公斤。各种完全违反科学规律的所谓“卫星”上天，使人们的头脑更不冷静了，粮棉产量指标越定越高。1958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将“二五”计划末（1962年）粮食产量从2500亿公斤增加到7500亿公斤，棉花从4800万担增加到15000万担，严重脱离了实际。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北戴河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我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从现在起必须加强对工业的领导，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的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这个决定和号召，把工业大跃进推向高潮。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剩下4个月要完成620万吨。为达到这个目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上下一切部门为生产1070万吨钢“停车让路”。于是，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炼钢运动迅速掀起。实际完成情况是所产“00多万吨土钢，基本上不能用，合格的钢产量不足800万吵，不到原计划的3/4。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出发点是要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富强起来，因此广大干部群众拥护“大跃进”，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成果，如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业以及内地工业等方面。但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生产力，反而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首先，它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准备不足，背离了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的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其次，它说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快速发展生产力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打仗，也不同于土改，它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愿望搞群众运动很容易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经济平衡的破坏。再次，它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跃进”运动是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几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发起的，甚至提出“真正的左比右好”的口号。“大跃进”中违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