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它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企图通过人民公社化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提出的并小社为大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农业机械化可能很快实现，社小了不能使用；办了大社，农业社也可以办工厂了。会后，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文件，在全国掀起了并大社的运动。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山东时又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并大社运动迅速转变成直接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仅在2个月内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叫做“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全国平均每个公社合并28个合作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还有不少是几乡一社，甚至一县一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把合并起来的几十个合作社的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实行统一的财务核算，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统一归公，甚至生活资料也一并归公。此外，还实行了大兵团作战的劳动生产方式；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免费吃食堂饭、上幼儿园、人托儿所、住养老院的集体化生活方式；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

人民公社化的实质就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但是，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只能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空想，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二是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了16.2%，结果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

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问题，曾在1958年底一度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纠正的措施，但是，1959年7、8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再度助长了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但是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系统地总结1958年下半年以来的成绩和教训，受到毛禅东的尖锐批评，随即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转向反右倾。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它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过程，而且把阶级斗争引人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严重损坏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

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到1960年时，由于接连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等重大问题和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失调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获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1962年初，为了总结经验，认清形势，统一认识，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会后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关、停、并、转”一批工厂；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加强财政金融管理，抑制通货膨胀。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领域的调整也逐步展开：调整党内外的关系，主要是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向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制定了“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政治和文化工作的调整，对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经过5年努力，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有了恢复和发展，商品供应显著改善，财政收支在后3年都有结余，其中1965年结余7亿元，全国物价稳定，市场恢复繁荣。

从1956年至1965年的10年中，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是仍然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来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科学技术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显著进步。从1952年到1955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有3500多种，少数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制造的15。。。千瓦水轮发电机和12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远距离自动化装置、每小时烧结90吨矿石的烧结机、直径2,4米的矿井用轴流通风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等，标志着我国机械工程技术已由修配、仿制走向自行设计制造。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达到240多种，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基本达到苏联当时的水平。医疗水平大大提高，基本上控制了霍乱、天花、鼠疫等传染病；医药的80％能够自己制造，能生产的合成药达到140多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虽然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在科学技术上，在反帝反修增强国防力量思想的指导下，若干新兴尖端技术在世界上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刚刚兴起的时候，我国也及时地抓住了机遇。党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集中力量发展核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些新兴尖端技术从无到有，迅速崛起。1964年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第二颗氢弹。1960年11月，研制成功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1966年12月，中程导弹发射成功，从此有了各种系列的导弹。1965年6月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内存容量为双倍ZX4K，速度10万次／秒。1965年9月，我国成功合成牛胰岛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国家。

文学艺术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原则，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小说之中，《铜墙铁壁》、《党费》、《新儿女英雄传》、《黎明前的黑暗》、《保卫延安》等，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三千里江山》、《上甘岭》、《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抗美援朝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都将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反映社会改革和火热的生活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热点。《三里湾》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前途似锦》、《迎春曲》、《桥》、《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一批优秀诗篇从不同角度歌颂了美好的新生活。《心愿》描绘了水电工作者的英姿。《金色的海螺》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优秀童话诗。《玉门诗抄》、《生活之歌》、《师徒夜话》再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和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政治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在广大青年中反映强烈。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也取得长足的进展，尤以1954年发表的《阿诗玛》的成就和影响为大。

1995“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出现了敢于直面现实、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和以家庭、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红豆》、《布谷鸟又叫了》等。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作，如小说《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电影《林则徐》、《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女篮五号》、《早春二月》、《小兵张嘎》；话剧《茶馆》、《关汉卿》、《蔡文姬》、《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诗歌《将军三部曲》、《回延安》、《祖国！光辉的十月》、《一个纯粹人的颂歌》；散文《雪浪花》、《长江三日》等。为庆祝建国15周年，于1964年10月集体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歌舞艺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十、“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了严重灾难。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

(1）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研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悉而已经不再适用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

(2）在国际方面，没有正确认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与革命形势等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在苏美两国对中国构成威胁和压力的情况下，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深人到党内，致使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被当做是所谓修正主义或路线斗争的表现，为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依据。

(3）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认识不足，“左”的错误理论通过积淀于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观念得到强化，并在社会上泛滥起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4）毛泽东在威望达到高峰时，逐渐骄傲起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和破坏。林彪、“四人帮”的推波助澜，加剧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

长达10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达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党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大破坏，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科学家和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蒙受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从而阻碍了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造成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拉大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在“文革”期间，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爱祖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排除干扰，努力工作，建设事业仍然取得进展。粮食和原油产量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修建了成昆、湘黔焦枝等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长江葛洲坝动工兴建；1970年发射第一笋、造地球卫星，1975年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

十一、中国重返关合国与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外事工作一度陷人混乱和困境。周恩来一直设法制止极左错误的做法，毛泽东也多次过问，提出批评。1969年以后逐步克服混乱局面。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抓住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打破国际关系中的坚冰，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明确表示，要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就得同尼克松谈。1971年4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决策，指示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后又亲自会见他们。这被称做“乒乓外交”的一着妙棋，使“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了准备。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其间，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确认在相互关系中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美国对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1973年5月，中美双方完成了互设办事处的工作。

中美关系的改善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双方经过会谈，签署了建交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出，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3年初，两国互设使馆，互派大使。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

一、拨乱反正与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转变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已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和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拨乱反正的进行。邓小平首先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指导下，在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铜下解放出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怅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农业，发展科技、教育。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82年，调整工作虽尚未完成，但已取得显著成效，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经济建设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并开展全面的平反工作。到1982年底，涉及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受到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党和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给50多万错划的右派分子、400多万地主和富农分子、1600多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改错或摘帽；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台胞台属政策。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总结，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兴起。1978年底1979年初，安徽省部分地区的一些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效果极好，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包干到户，第一个秋收就比上年增产6倍多。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社队采取类似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这时还不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主要的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1981年10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在稳定与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村经济第二步改革提上日程。改革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除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外，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合同收购以外的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产品逐步放开，自由贸易。农业生产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使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以后，又得到生产经营上的较大自主权，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也为农村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提供了条件，得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打破农业经济发展传统格局。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进农村经济从半自给自足朝着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较快发展。与1978年相比，198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亿多吨，增加了32%；棉花总产量419万吨，增加了93.3%；农业总产值4676亿元，增加了近3倍。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从1978年的2.17亿亩增加到1986年的3.04亿亩。一向薄弱的林牧副渔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7年，从业人员达到8805万人，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8％。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规定人民公社体制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二是实行政社分设。10月，开始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撤销生产大队，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到1985年6月全部结束。此后，全国农村基本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体制改革为重点，起始于1978年底，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是以“放权让利”为主的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1978年底开始实行企业基金制度，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按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1979年5月对首钢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7月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按国家规定的比例提取利润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1981年和1982年推广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企业可以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增产短线产品，建议修改指令性计划，适当调整指导性计划，自销一部分产品；1984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给予企业一定的生产计划权、产品自销权、定价权、物资采购权、技术改造权、固定资产处置权、确定内部机构和人员配备权、劳动人事权、内部分配权、生产经营方式选择权。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是以“两权分离”理论为指导，实行“利改税”制度的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明确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的任务，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企业改革的两个方向：一是增强企业活力，把生产经营自主权真正落实到企业，使企业获得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突破了国家行政机构直接经营企业的老框框。这就为企业向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实行了“利改税”和“调节税”制度，力图给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1985年9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又提出了改革的三个方向：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由间接控制为主。

从1987年到1991年，是国营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阶段。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从以放权让利、利改税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向以契约方式来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以进一步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推行各种类型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全国93％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开始了股份制改革试点。

1992年以后，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1992年7月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给予企业14项自主权，以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者。1993年n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产权关系明晰，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法人实体，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1993年12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确立公司制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1994年国家经贸委推出在全国实施“万千百十、转机建制”的规划，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于此全面展开。从1997年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转向国营企业。当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用3年的时间使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亏为盈，走出困境。劳动部发出《关于“九五”时期企业工资工作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要在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中推行年薪制，以激励经营者。在改进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加强约束机制，国务院相继于1998年出台《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条例》；2000年发布《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2003年根据党的十六大有关精神通过《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以加强对国有重点企业的监管。

上述这些工业企业制度改革措施，也逐渐扩展到交通、外贸、基建、商业领域，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冲破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