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在农村推行了两大基本制度，一是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村民自治制度，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20多年来，这两大基本制度基本上决定了我国农村政治社会的基本形貌和运行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政策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国家逐步撤离村庄，市场机制日渐发挥主导作用，土地权利进一步明确化，村庄政治进一步选举化，这一导向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我们在广大的农村就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举办难、农民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在政府的“良策”和学者的“高招”一路高歌之时，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却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国家近年来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先是费改税，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并实行粮食直补，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之最，被称为农村的“第三次革命”。
税费改革这一惠农政策对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税费改革以后的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继续做出相应的调整，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
从总体上来看，前一阶段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即“解决农民的办法在于消灭农民”，于是，开放户籍制度，发展非农产业，进行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劳动力等便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导思路，但由于农民人口基数的庞大，9亿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可能顺利地从农村中转移出去，也就是说，以前“消灭农民、消灭农村”的思路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所以，才导致了“三农危机”的发生，而税费改革则是对三农危机的被动应对，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的一个根本转向，即从“消灭农村”转向了“建设农村”，这一转向将对今后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8. 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农村建设是在税费改革以后启动的，税费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则构成了新农村建设在启动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益事业：举步维艰。
从税费改革的实施结果来看，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国家在杜绝基层组织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基层组织干不成事。税费改革后，由于基层组织的严重缺位，致使农村公益事业无法举办，给农民福利和权益造成了新的损失。
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举办公益事业异常困难，分散的家庭经营本来就不好组织，而乡镇体制改革又导致政府权力弱化，加上又不缴农业税费了，现在的老百姓是越来越调皮，而基层组织则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农村现在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人不同意，公益事业就办不起来，如果基层组织要强行实施，那些不同意的个别人，动不动就去上访，而且往往是越级上访，基层干部就要挨批，越级上访挨批的更重，这样一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就成了泡影。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给钱都办不成事，比如镇里要修一条路，国家有配套资金，可就是有一些老百姓不出钱，哪怕是十几块钱，而国家发给农民的粮食补贴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都用来打麻将了，倒不如集中起来，用于村庄的公益建设。
在稻产区的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用水的问题，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插花地较多，所以农业生产用水是一家一户办不成，也办不好的事，税费改革之前，在农民负担中，有一项就是水费，放水都是由基层组织来统一组织的，而农民也会以不交税费为由要求基层组织在农业生产需要用水时放水，税费改革后，乡村干部不找农民要税费了，而农民需要水时，也找不到干部了。如果要自己放水，就有人搭便车，上游的人就专门等着下游的人放水，“搞（偷）水又不犯法”，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去放水了，虽然水源条件很好。这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粮食减产甚至比以前的农业税费还要多。所以，税费改革以后，农民所要面对的风险较之以前还要大，面对大旱，现成的水利实施用不成，只能自己打井，农民之间相互猜疑，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互不信任的氛围，要抽不成水都抽不成，要干死都干死，你要是抽水就会有人搞破坏，不是电线被偷了，就是毛渠被扒开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变得非常“散”，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小农”，集体的事情非常难办，甚至办不成，平时开个会都开不拢，在乡村社会中，就面临着一个公益事业何以达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基层政府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一问题上负主要责任，而当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有能力负这个责任。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基层组织：去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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