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药事管理（1840－1949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入了西医西药和它们的管理制度，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夺与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混合在一起。这一时期中国药学和药事管理经由曲折、艰苦的道路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反映在医药明确分业，药事管理成为国家的社会管理中一个独立的部分，中西药并存，制药工业的萌芽等方面，但受政治、经济的影响，发展十分缓慢。

　　1.药品、毒品和战争《新修本草》中载有药物“底野迦”并指明味辛、苦平、无毒主治百病……出西域，实际就是鸦片，说明了公元七世纪以前，鸦片已当作一种药物输入中国，大致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用作药物，输入量极少，价格昂贵，并皆课相当关税。以后逐渐发展其毒性和吸食成瘾的危害性。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开始禁烟。当时鸦片称为洋药，清代政府制定刑律，一再申令禁国人自食鸦片，并订有洋药进口课税政策，严禁外国船员只私运洋药偷漏关税，设关检查。但洋人开炮拒绝检查，偷漏关税，并由于清廷腐朽，进口鸦片日益增多。公元1671年以前鸦片以药材进口入中国者每年数十箱，1765年以前每年200－300箱，1782年为4628箱，1833年已增加到23670箱。鸦片早已不是药用管理问题，鸦片烟毒害已危及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存亡。1838年12月广州爆发了万人大示威，坚决呼吁清政府严禁鸦片的输入。腐败的清政府惧于民意，派林则徐到广州处理。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1840年2月英帝国悍然派兵侵入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侵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消除鸦片毒害的正义战争。鸦片战争后，不仅鸦片毒害更加严重，而中国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鸦片毒害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其朝内、军中和人民中推行了一套严禁烟毒的措施，大力宣传“洋烟”之危害性，并明令“贩卖者斩、吸食者斩”，走私者“杀无赦”“绝其栽植之源”。曾取得显著效果。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中，严禁烟毒不仅有一整套的措施，并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广大人民群众通过百余年与鸦片毒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必须严格管理麻醉药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药的输入及其发展 鸦片战争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较多的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他们设医院、售西药，西医西药开始输入我国。随之外国药商也在广州、上海告示沿海商埠设立药房，如上海英商的屈臣氏药房（1841）、上海药房（1853），德商的科发药房（1865年），广州的屈臣氏药房等从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西药行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口岸和商埠，整个市场被外商垄断。“甲午战争”后，外国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特权，纷纷在我国开办药厂。

　　我国有些工商业者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西药经营和制造。如1888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西药房，1900年在广州开办了利济轩药厂，1902年开办了梁培基药厂，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制药公司。1912年在上海开办了龙虎公司（后为中西制药公司）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36年，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14个省、市已有大小药房1300多家。据上海资料记载，1912年至1924年全市共开办药厂93家，这些药厂除少数几家生产原料药外，大多是制剂厂，规模小，设备简陋，靠手工操作或只作分装，得不到正常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华北等地办厂四五十家，其中武田药厂曾在我国许多城市设有药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有药厂约50家。虽然资金、设备、原辅料都比较困难，但也起了一定作用。抗战胜利后，大批外国药品倾销中国市场。据海关资料记载，1946年1至11月有25个国家向我国输入药品，总值达18，000万美元。使民族医药工业受到摧残，小厂纷纷倒闭。1949年，全国解放时仅有药厂150家左右（上海95家）。自本世纪初我国制药业兴起至1949年，发展缓慢，并主要是制剂厂，进口西药充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