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它的出现主要缘于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人仅依靠双手或简单的工具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他们对自然事物有了一定的认知，或许受到自然之物的启发，逐渐学会了利用植物藤条扎捆所获取的物品（主要是食物），也学会了利用植物叶、果壳、兽皮等来盛装、转移所获之物。从严格意义上讲，这虽然不能算作真正的包装，但从唯物主义发展观来看，它们应是最具原始形态的包装。

自包装产生后，在漫长历史岁月的发展演变中，包装的功能不断地被拓展，由最初始的扎捆、包、裹、盛装，到便于储存、保护商品，再到美化商品、促进销售等功能。需要强调的是，包装上述功能的拓展是与社会发展和物质产品的增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技术的发明与改进密切相关，前者是社会需求的表现，成为包装功能拓展的源动力，而后者成为包装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一、科技进步对包装的推动作用

材料是任何造物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材料，任何造物行为均不可能实现，材料是造物活动的基础。而技术则是造物活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它是造物行为实现的保障。纵观我国古代包装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科技进步对古代包装的不断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里我试从陶瓷、青铜、金银、漆器、造纸术及印刷术等方面稍加阐释：

从考古发掘的史料来看，陶器出现前，人类的造物仅局限于简单的生产工具，如木器、骨器、石器等，而尚无包装之用的器物，当时主要利用自然之物进行极为简单的包裹或盛装。而随着原始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造型观念的增强及设计艺术能力的进步，远古人们创造性地实现将黏土转变成陶器，逐渐出现了具备、保护、存储、转运等功能的包装容器，如壶、罐等，不仅如此，在造型方面，这些包装容器渐渐地实现了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变，在功能方面则渐具实用性和功能性，可以说这是古代包装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作为陶器一脉相承而又更为进步的瓷器，自商代出现的原始瓷——“青釉器”始，各类瓷器就以质地细腻坚硬、良好致密性、较弱吸水性等良好的包装适性，相继被应用于包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制瓷技术、工艺的精进，瓷质包装以其良好的表面装饰性能，成为古代包装中最为广泛而重要的门类之一，可以说这是古代包装发展史上一次新的跨越。

青铜是人类科技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也是人类进入金属时代的标志。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就物理性能而言，与陶相比较，青铜具有熔点低、易成型；硬度大、耐磨、耐腐蚀和不易被碎等特点。以上这些特点不仅丰富了包装材料的选择，而且大大拓展了包装容器造型和装饰的设计空间。据考古资料显示，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青铜器，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逐渐取代了陶器而成为主要的器物。[1]在包装容器方面，青铜包装的实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如密封性、稳固性及装饰性等，其艺术性也是以往包装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在装饰方面，它们更加富含强烈的精神性、思想性，将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融入其中，如此古代包装出现了集功能性、精神性为一体的人造之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代包装外在装饰与内在文化融合为一的造物、创符之道。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我国的商代就出现了贵重金属金银制品，至西汉金银器器物开始出现，这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物工艺技术进入更高的阶段。对于古代包装而言，稀有的金银为包装的宫廷奢华风格提供了物质的可能，另外，金银良好的延展性、金属光泽以及日益精进的加工工艺，使得古代包装容器在造型、装饰方面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同时也使得古代包装的表现形式更趋多样化与艺术化，其艺术价值是以往包装所无法企及的，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不仅制作工艺极为复杂，装饰工艺相当繁复，极尽奢华，而且将古代的“系列化包装”演绎得相当完美。[2]

在技术的发明和完善改进方面，造纸术及印刷术对于古代包装的发展极为重要，起到相当深刻的推动作用。

自造纸术发明后，并随着制造技术的改进，不同性能的纸张相继被发明，其中有些被应用于包装，如防水纸、防虫蛀纸等。造纸术对古代包装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极大地丰富了包装容器造型形式。古代有些纸张具有较好的柔性及耐折度，可加工成不同造型的包装容器，如纸袋、纸盒等。陆羽的《茶经》有关于纸袋的相关记载：“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侯寒末之。” [3]囊者，袋也。另据《新唐书》记载，在唐代就开始使用厚纸板制造纸杯、纸盒等包装容器。其二，广泛地拓展了包装物的范围，使得包装趋向民间化、生活化，拓展了包装的便利功能。有关史料记载，古人常采用纸包装存储、运输一些日常生活物品，如茶叶、药品、水果等。而作为古代另一项重要科技发明——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包装的美化、促销功能，而且完善了包装的构成要素，同时也使得包装装潢成为独立的个体服务于包装，这点自北宋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

如现保存于历史博物馆内的“刘氏商标”，上面雕刻着“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标题，中间是白兔捣药的图案，于图案左右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则刻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的广告文字：“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偷工，民便用，若被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整个版面图文并茂，白兔捣药相当于店铺的标志，文字宣传突出了针的质量和售卖方法。

二、传统经济结构与包装的关系

包装自原始社会出现以后，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一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其发展十分缓慢，没有出现质的飞跃，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结构。

自夏王朝建立后，我国便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奴隶制条件下的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奴隶主完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从而迫使无数奴隶为其从事生产，主要提供各类奢侈品满足奴隶主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因此，其物质资料的生产不是以社会、市场的需要为目的的，这样使得产品交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换言之，即社会产品难以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其价值，在奴隶制度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遵循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产品的价值。[4]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产品包装的发展，一方面，奴隶主完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不同消费群体的存在和市场交换规模的出现，从而制约了包装风格多样化的产生。另一方面，社会生产不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妨碍了社会市场的发育、形成，使得产品难以进入流通领域，阻碍了包装功能的拓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型，由奴隶社会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自此至1840年，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伴随着封建社会第三次社会分工的发生，商业从产业中脱离出现形成独立的行业。相对奴隶制社会而言，封建制社会的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品经济一直未能脱离于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导。尽管封建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商品经济一度发达、商业资本一度变得十分活跃、商业一度出现繁荣局面，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自唐中后期坊市制度崩溃，市场曾一度多元化、自由化。然而由于商品生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是商业使产品变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5]再者，广大下层阶级消费能力低下，对市场需求十分有限，无法刺激商品生产地发展。以上两方面使得经济运行链条的生产、消费两环节十分薄弱，极大地限制了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及多元化市场的形成，从而间接地妨碍了商品包装多样化的发展。

总之，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结构之下，决定其包装发展的是商品经济，而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不外乎有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财富总量的分布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商品和购买力。在现代的社会，这两方面会形成多元活跃的市场，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阶级关系和经济属性决定了商品总量和购买力。因而与今天社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是市场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