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七：
    上海以法律手段治理屡禁不止的群租，可能影响上海部分区域的租金和租赁结构。“上海群租的比例占到整个租赁市场的5％～10％左右。就从这一数据而言，并不足以太大程度影响上海的房屋租赁价格。”汉字地产总经理施某说，由于目前大部分选择群租的人，集中在一些投资客比较多的内中环区域，这部分区域的居住人群都是新上海人，需要居住的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但是收入又有限，只能选择群租。
    “预计群租取缔后，这些人会有两种走向。一部分人会选择重新在原来居住的地方租房，这些区域的租赁需求将有一定幅度上升；另外一部分人则只能往外部区域租房。”他表示，由于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会影响这些区域的租金，但是短期还看不出具体变化。但是，从长远来看，取缔群租的最大影响，还是对租赁结构有一个调整，租房需求会外移。
    由于大部分群租房的租赁都是通过上下家直接成交，或者是网上自行挂牌，具体情况难以全面掌握。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楼市的回暖导致近期租金大幅上涨，所以，即使取缔群租对市场有影响，也不可能很清楚地显现。
    “群租现象背后折射的是外来人口在上海住房难的问题。但凡经济条件许可，肯定没有人愿意选择与那么多人‘群租’在一个狭小局促的空间里。现在，强行禁止群租，一些低收入者，如何找到便利、便宜的居所?这显然是比治理群租更大的命题。”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汉宇地产总经理施某表示，取缔群租确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群租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问题，上海治理群租，也是由于今年以来群租频发民事案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政府确实需要考虑弱势群体租房困难的问题，尤其是外来人口，他们连廉租房的政策都无法享受。
    “链家地产”副总经理金某认为，床位出租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在租赁细分市场初期，没有中介操作，导致房源流入个人手中；很多人负担不起高租金，存在市场需求；床位出租比整租的租金月收益要高，存在一定差价，所以慢慢衍生了这种床位出租现象。
    有律师表示，法律本身并没有规定不能“群租”，但实际上出现了很多治安问题，且也存在消防隐患。如果居住人多的话，这种床位出租相当于旅馆经营，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对此的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应出台一定的准入机制。
    北京市建委房屋租赁市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整个房屋的出租归该处管理，但床位出租是同一套房间租给很多单个人居住，类似店性质，目前对于这种租赁方式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明确的法规来进行管理。她表示该处单方面管理不了这种租赁行为。虽然床位出租近似旅馆经营，北京市工商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工商局负责已经注册的企业和公司的经营行为，对于这种房主个人的行为则没有权限管理。
    材料八：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研讨会上表示反对以立法形式规范“群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经济行为，应该用市场方式解决。“群租”现象严重，说穿了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太盛引起的，不少低收入者无力买房，导致租房市场需求旺盛，也使得出租房屋者趁机以“非法”行为牟取暴利。
    “在正常情况下，l50一200个月的租金总和等于房价，而现在一套房价有的等于600个月的租金。房租与房价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出租给他人不如将房屋群租给他人获利高，业主自然会将房屋分隔群租。”顾骏说。
    按照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城建法规处提供的数据，上海目前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H有1778万，常住的流动人口也有300万到400万。60％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员，和外地来沪发展的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对低价租赁住所有着旺盛的需求，选择市中心区域的群租房更可省却一笔交通费用。
    “如果用法律的方式强制干涉，要么会造成法律成本高，要么会造成执法难度大。单纯地以立法形式对出租房屋子的面积、条件予以刚性规定，按照上海当前的实际，会出现新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顾骏说。
    实际上，媒体最新的一番轰炸式报道，有意无意地将“群租”描写成了一个极需法律来规范的坏事物——中介黑心、居民反对、小区难管、政府部门无能为力，甚至连受邀在研讨会上发言的群租客也对群租房多多不满。面对愈来愈猛烈的“群租立法”风暴，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又一次撰写了此次研讨会有总结，更详细更全面，直递市里领导。“我们立法研究所的看法是，以前合租的多，现在随着市场利益驱动，由合租演化成群租。这个社会现象需要多角度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封杀。”
    材料九：
    对去年的政令再次强调和加强，意味着过去的时间内政令效果不彰，清理“群租”遭到了二房东们甚至房客们的“顽强抵抗”，部分二房东甚至已经聘请律师准备维权。
    对于二房东们的行为认定，恐怕最终需要司法部门裁夺，他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大赚其钱，说明了旺盛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种市场需求是否就可以不予理睬呢?如果为了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减少或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大有改进的余地。
    毫无疑问，“群租”的市场来自城市的中低收入者，如果抛开陈腐的户籍观念，他们是城市中需要政策倾斜的那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是外来的新移民，新来的创业者，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是城市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也是最辛苦的一部分，工作强度大，住房压力大。同时，他们基本也是被忽略的一部分，至少我们目前的住房保障体系仍然没有把这些外来人口考虑在内。“24号文”之后，廉租房将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但要等政策的覆盖面达到忽略户籍限制的程度，恐怕还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努力。政策照顾不到，市场的口子也被封死，他们的生存条件无疑会更加恶化。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像城市“原住民”所想象的那样，离开这个城市另谋生路。但这只能使城市的空气不再自由，失去流动的新鲜血液只会使城市走向禁锢和冷漠。
    廉租房的不足，可以说是政府部门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历史欠账。而廉租房覆盖面的不足，恐怕还是一个需要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只要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都是完整的“城市公民”，都需要享受纳税人所应该享受到的政府保障。反过来，为城市的“公民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样是城市政府的应尽职责。
    退一步讲，“群租”确实更容易产生消防、噪音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同样可以在非群租的邻里间产生。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癣疥之疾并不需要截肢，对群组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否则有因噎废食之嫌。“一禁了之”，固然是“管理者方便”，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衍生出新的矛盾和麻烦。如果凡事都是这个思路，我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禁令堵死，可以使用的“内存”越来越小。
    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给群租客一个空间，一个更加合理的生存之道，这才是政府部门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

上一页1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