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对策型与引导型政策 
　　对策型政策是为了解决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随机干扰现象，具有战术性、灵活性的特点，引导型政策则要解决引导社会发展方向或公众舆论的问题，具有战略性、长期性的特点。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对于城市规划而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城市规划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城市规划过去主要针对战略性、长期性的内容，而较少关注当时当地的问题，从而为城市规划带来了许多被动，但城市规划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则在于如何将引导型的政策与对策型的政策相结合起来，从而完善规划政策的体系，使近期行为为长远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 
　　2.5 直接型与间接型政策 
　　直接型政策是对特定的社会问题具有直接效果的政策，具有速效性，间接型政策是对非特定的社会问题普遍具有一定影响的政策，具有过程性。从总体上讲，城市规划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但这种间接型的作用却直接规定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则直接地规定了城市规划本身的内容，因此，规划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是间接型的，这就要求在制定和实施这类政策时要充分估计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扩展效应。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使用、空间发展、环境整治等方面的作用是直接的，这种直接的作用最终会透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影响到规划的后续决策和规划自身的内容。因此，规划政策必须对政策的作用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评估。 
　　2.6 理性与超理性政策 
　　理性政策将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都假定为是理性的，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政策选择，超理性政策则根据系统中的超理性因素制定政策模式。理性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城市规划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此方向上不断发展。而现状的城市规划基本是仍然是以理性作为社会发展机制的假定的，但还是应当清醒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纯粹理性是有其边界的。 
　　H. Simon则充分论证了理性有限性。对于城市规划而言，规划过程中的很多操作也恰恰是不具理性依据的。人们要有超理性思维的建立， 至少诸如房地产开发决策中所存在的非理性是人们必须要警觉的。人们只有依循这样的决策机制才能采取相应的手段来维持规划所追求的目标的实现。 
　　2.7 程序决策型政策 
　　程序决策型政策主要依靠逻辑推理制定政策，主要用于知识积累不足、政策信息量不够或相关政策者意见分歧的政策环境。正由于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规划过程又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由于上述原因，要保证规划决定的有效性和为社会所接受，决策程序的预先规定则是重要的基础。在我国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中对程序性的内容涉及较少，因此，就更有必要在政策上予以保障。而公众参与在规划领域中的广泛推进，对此的要求则会越益显著。 
　　3 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因此， 价值标准的确认和选择是公共政策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最基本的、必须遵从的价值标准有以下若干方面(规划也同样如此) : 
　　3.1 政治公正标准 
　　现代民主政治的几乎一切基本原则直接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政治公正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公正原则主要集中在两点上: 第一， 公民及公民团体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权， 与此相联系， 除法律特别规定保密外， 现代公共政策讲求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 讲求公众发表意见的合法途径， 讲求新闻监督。只有具备一定的公开性， 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第二， 公共政策必须符合利益普惠的原则。利益普惠主要是指， 公共政策由其性质所决定， 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谋取利益， 而不是为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益。据此， 每个受法律保护的公民都有获得公共政策所带来利益的权利。当然， 一项公共政策， 尤其是方面性的公共政策不可以同时满足全体公民的愿望或要求， 但只要是公共政策就必须符合某种公众认可且法律确认的规则。 
　　3.2 经济效益标准 
　　经济效益标准是任何政策都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公共政策的特殊性在于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钱，从政治权力来源上说，都是委托人的钱。因此，不允许浪费哪怕是一分一厘。一般而论，最佳的投入产出比是经济效益标准的主要判别标准。当然，这里的投入与产出，并非是指建一个项目的投入与产出，而是指推行一项政策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内容与政策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 
　　3.3 社会可行标准 
　　社会可行性标准主要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政策宣示后可以较为顺利地加以推行。具体来说，社会可行性标准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既定的政策至少不会遭到社会普遍的或一部分人的强烈的抵制，最好可以得到社会的较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这说明本政策有着良好的市民基础。第二，既定的政策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 而是直接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 
　　3.4 实践检验标准 
　　公共政策由其功用和目的决定，必须十分重视在政策实践中的有效性。不能发挥实际效应的公共政策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公共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实际效应的公共政策不是高品质的公共政策，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的公共政策是不好的公共政策。那么，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有效到什么程度，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以及与政策效果直接相联的理论、知识、经验、超理性感觉、分析模型、分析技术等政策因素的正确与否，最终都必须在政策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一般而证，符合社会公平或主持公正或维护社会公理的政策是好的政策，低投入高产出的政策是好的政策，得到社会普遍支持的政策是好的政策， 没有直接或间接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的政策是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