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面对的选择。“十二五”时期，广东还处在中高收入发展阶段，还面临“高收入之墙”的阻碍，应该坚持注重效率、增进公平的政策导向，做到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同时扶贫济困”，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注意避免“赢家通吃”的局面

　　目前广东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不高，经济结构仍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能源缺乏，资源利用效率依然很低，政府面临巨大公共财政支出和社会管理压力，迫切需要提高效率，创造发达的物质基础。而广东经济总量较大，实体经济比较厚实，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随着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建设渠道不畅等问题日益突出，只有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效率优势，才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增长。对待效率与公平，一方面，应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倡导论功行赏，谁的能力强，谁努力工作，谁的表现好，谁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就像一场长跑比赛，那些训练有素、能力高、精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会得到更大的奖励。另一方面，又注意避免“赢家通吃”所导致的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以免打击落后者再接再厉的士气，进而造成群众的不满乃至社会动乱，并最终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了走出“赢家通吃”的格局，可就“人生赛跑”制定如下规则：只要经济可持续增长，那么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不论在赛跑中排名多少，都会得到一份努力奖。就算他跑在最后，也会得到一份安慰奖，前提条件是他一定要跑完整个赛程，不能半途放弃。

　　发挥公平的导向作用、行为规范作用和激励作用，并按其内在规律来推进

　　首先，应该做好推进公平的基础性工作。要合理设定公平目标，体现群众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职责。目标要表现一定的“度”，表示一定时间、地点等不同条件下群众享有权利和履行职责所要达到的程度，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因时间、地点、期望值的不同而不同，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特征。“度”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过低都不利于激励作用的发挥。目标是可测量的，能够分解成分目标或更细的具体目标；多层次的评估指标体系既是目标分解的结果，又是目标的测量器。其次，应该克服来自公平本身科学性所遇到的难点和障碍。难点包括公平目标设定、公平指标体系设定、权重设计、评估主体选择等；障碍包括如何开展工作分析、评估结果应用、配套制度健全等。

　　在社会福利与保障安排中既要注重效率，更要增进公平

　　比如，收入方面，实施灵活的工资制度，当经济繁荣、劳动生产率高时，职员得到的奖金就会高；当经济萧条、劳动生产率低时，职员的奖金就会减少或取消；适当拉开收入差距，视人才素质、所承担工作的重要程度、能力强弱和贡献大小等给予不同的工薪待遇。既要确保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速相当，又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确保工资性收入增长快于资产性收入增长；既要抑制某些部门或团体的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又要对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失业工人）进行扶弱济贫，实现“两降低，一扩大”（降低低收入阶层的比重，降低贫困家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的目的。

　　在教育方面，既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政策来推行机会均等的教育理念，切实保障人们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实现，尤其要确保弱势群体的平等受教育权利；又要给优秀学生给予重奖、重点培养使用。

　　在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探索实行“灵活保障”，既要保障企业用工自主权，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又要建立社会安全网，特别是普及失业保障制度；既要做到筹资比例、支付标准、资源配置、服务项目等公平，又要以职工基本工资为划入个人保障账户的资金基数，与个人工作和收入紧密相连，使努力工作者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在就业方面，倡导、支持人人都有事做，人人都能就业，比如，由劳、资、政三方联手推出就业促进计划，对缺乏吸引力、低职业形象、低报酬工作进行再设计，通过提高这些工作岗位的职业形象和工作条件，并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以增加报酬等方法，提高这些工作的吸引力；由政府和企业联手发掘一些辅助性岗位，同时进行岗位再设计，增加就业岗位，提供自主择业的平等机会；实施工作援助、技能发展、人力转换等配套计划，对求职者进行培训再培训，重点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做到“送网上门，而不送鱼到户”。确保政府在少花钱的情况下，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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