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材料：

　　2011年1月8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在广州胜利闭幕。针对一些干部远离群众的现象，汪洋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

　　反映出的问题：

　　京佳范非凡老师认为汪书记这生动形象的语言道出了当下我们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执政理念的缺失问题

　　一方面政府企业化，政府行为成了最大的企业行为，地方政府首长成了最高的企业管理人；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政府化，垄断企业在涨价上的翻云覆雨，恣意妄为，几乎成了“第二政府”，所谓的企业良心和责任，早在利益的驱使下，对民生进行着伤害。政府若将自己的政绩，若将发展的基础，建立在群众的痛苦感和民生的艰难之上，这样的政府是不称职的政府，这样的官员也是不合格的官员。

　　不顾安全的ＧＤＰ，浪费资源的ＧＤＰ，牺牲健康的ＧＤＰ，分配显失公平的ＧＤＰ，显然都是人民群众不满意、不赞成、不答应的。如果与民生福利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家政服务等等，都能以科学的权重纳入核算，这样的ＧＤＰ谁能不欢迎？

　　二、利益分配机制的失衡

　　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劳资和行业等方面，就对差距影响最大的城乡差距而言：1985-2009年城乡人均纯收入差距从1.85倍增至3.33倍，而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距则从2.2倍增至3.7倍。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且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形下，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利益“相对受损者”自然难以体验增长带来的“幸福”。

　　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拿了太多不该拿的，而绝大多数弱势群体则失去了太多应该得到的。人的先天条件和智力水平有高低，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当然并不苛求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但我们无法容忍的是，分配机制的起点不公平。如果有些人勤劳却永远无法富有，而有些人即便懒惰也可坐享其成，如果利益分配的依据不是能力大小和贡献高低，而是身份、背景甚至是有没有一个强势的“爹”，那么普通民众的幸福从何而来呢？

　　三、经济的增长模式存在问题

　　从支出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分解为三个部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与本国居民的消费、进而与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联系最为紧密。我国现有的单纯依靠外贸与投资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衍生后果是最终消费始终成为需求“短板”，而经济增长也就难以充分地转化为国内消费扩张和国民幸福感提升。

　　四、社会保障严重缺失

　　社会保障主要指政府针对居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教育等需求所提供的保障或福利，作为社会风险的“缓冲器”和秩序维持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关系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当期的消费，关系国民对当前和未来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在社会保障供给亟待完善的前提下，很多居民很可能会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但却难以基于稳定预期而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和充盈。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京佳教育范非凡老师认为我们应该从下面一些方式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证经济的牛市与人民幸福牛市共行，切实保障我们和谐社会主义大业的顺利构建。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执政理念

　　改变现行的单纯以靠GDP的行政考核方式，实行科学全面的行政考核机制；完善现行的“分权化”财政管理体制，实行适度的“财权下沉”和“事权上移”，增强地方的财政支出能力；同时，应将居民自下而上的力量和中央自上而下的力量相结合，形成对地方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绩效的科学评估模式。

　　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制定政策和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把推进发展与增进福祉统一起来，把创造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统一起来，努力实现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幸福，老百姓才能分享到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过上好日子，增强幸福感。

　　二、构建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的消费模式

　　科学处理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关系；提升消费在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二是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基础；理顺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的关系，促使“国富”更好地转化为“民富”。

　　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增强要素配置效率。

　　增进国民幸福需要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尤其是劳动者要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和消费预期。

　　四、加快社会建设以改善劳动者的谈判地位

　　增加工人和农民的增收幅度，扩大工人与农民的增收渠道，更重要的是应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依靠社会建设增强这两大主体的自生性谈判能力；重点发展工会和农协，就工会而言，应规避资方或行政对工会组织的过度介入，将工会真正打造成劳方开展薪酬谈判、职工培训、就业介绍的有效平台；大力扶持农业经济组织发育，在“农有、农治、农享”的基准下，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

　　五、采取多元化措施缩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

　　完善健全收入分配机制，减少根源的上的收入差距；鼓励人们依据自身的努力和才干获得报酬，遏制部分成员依据其制定或影响“游戏规则”的位置而获取不当收入，激励“阳光收入”而规避“黑暗收入”，形成正确的财富观；发挥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对高收入者施行较高税率，对中收入者应通过适度降税来扩充其阶层规模，对低收入者应通过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来维持其体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