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字伯温，浙江处州青田县南田（现属浙江文成县）人。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中进士，三年后步入仕途，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江浙行省都事等官。由于与执政者意见不合，大概于至正十四年（1354）便弃官归里。至元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下金华、括苍，再三聘请刘基出山。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于至元二十年（1360）到了应天府（南京），向朱元璋陈述“时务十八策”，从此成了朱元璋的主要谋士，终于辅佐朱元璋完成了削平群雄、灭亡元朝、统一中国的大业。明朝建立后，他又帮助朱元璋制订出一系列政策法令；当时重要的规章制度，大都出于其手。朱元璋尊他为“帝师”，为“老先生”，称赞他“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可媲美汉初的张良。任之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为诚意伯。他为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每“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明史》本传）。终因执法严明，得罪丞相李善长和权贵胡惟庸，洪武四年便告老还乡。洪武七年因胡惟庸的诬陷而被羁留南京，次年被送还乡，不久便“忧愤疾作”而死。

　　刘基不仅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造诣，成了明初一大家。清人沈德潜《明诗别裁》中说他的诗“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甫）、韩（愈），放超然独性，允为一代之冠”。《郁离子》是一部寓言专著。明人吴从善在《郁离子序》中曾对书名作了这样的解释：“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者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在这部书中，“郁离子”是一个假托的人物，作者常常借他的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慨。中学语文课本新编入的《工之侨献琴》就是其中的一篇。

　　《工之侨献琴》这则寓言故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具有强烈的爱憎和尖锐的政治针对性。

　　文章开篇写工之侨制作了一种稀世之乐器，并自以为是天下最好的琴。工之侨将琴献给主管礼乐的官府，却被号称“国工”的音乐大师，以“弗古”为由弃还。工之侨只好改弦更张，伪装古董。文章叙述了工之侨伪装的经过：先请漆工绘制了“断纹”，再请刻字工刻了“古窾”，然后装在匣子里埋在地下，经过一年才拿出来。这说明工之侨把这件事做得很精心。献琴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不直接去献，而是“抱以适市”，让别人重价买了去献，结果当年的弃物成了“希世之珍”。最后，工之侨慨叹道：“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这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一个“悲哉世也”的呼声，道出了时代的弊病和危机，显示作者强烈的爱憎和尖锐的政治敏感。“莫不然矣”就深刻说明这种重虚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少数现象，而是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弄虚作假的风气。

　　二是它具有深刻的哲理性。

　　在我国历史上献宝不被赏识的事例并不罕见，《韩非子》中所记的卞和献璞于楚王就是一例。卞和献璞，因为玉在璞中，美质尚未外露，一般人无法看到它的光采，因而不为楚王所赏识，就这一点说，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工之侨献琴，其美却袒露在外，只要稍加拨弄，便可鉴别，因此，良琴的见弃，不是因为它的长处未现，而是由于“国工”的偏见，由于价值观念的倒置。工之侨第二次献琴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十分清醒的、聪明的智士，他用同一张琴嘲弄了太常、国工、贵人、乐官等人。这些人并不看重琴的质量的好坏，也不懂得它的好坏，而只看古不古，古，就是“希世之珍”，而对所谓的“古”，又是真假莫辨，只要有“断纹”，有“古窾”，有泥土味，就叫做“古”真是盲目到了极点。《工之侨献琴》一文，表面上看写的是琴的遭遇，实际上是写人。作者借工之侨伪造古琴试探索世风的机智，讽刺了元末一帮缺乏见识，不重真才实学而只重虚名的虚伪之人，其寓意是十分鲜明而深刻的。

　　三是形式活泼，形象生动。

　　中国古代寓言，数量十分可观，但多散见于群书之中，而寓言专著，则寥若晨星。《郁离子》每篇都是一则独立的寓言故事。《工之侨献琴》全文虽仅120字，人物却有好几个，形象刻画生动，妙趣横生。文章最后写工之侨不愿毁掉自己的真诚，不愿随波逐流，最后决定跑到山里去，这是作者的一种自喻，认为那里才能保持高尚的品德。文章或用递进手法，如从“献之太常”到“献诸朝”，从“使国工视之”到“乐官传视”；或用对比手法，如“弗古，还之”与“世之珍也”的对比，很好地表现了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讽刺了鼓励人们弄虚作假的封建统治者。

　　总之，这则寓言以工之侨献琴为线索，通过同一张琴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对盲目崇古而不重实际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全文言近旨远，推理严密，议论精辟；富有形象性，亦谐亦庄，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