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匮乏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只供一定级别领导参阅”的“内部书”，成为众多传看者的精神盛宴。
　　一本“内部书”的诞生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中闻名遐迩的引语。1925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抵达德国，开
始对纳粹进行报道。他花费了5年半写作此书。
　　柴金如，时任世界知识出版社西方组组长，1961年得知此书的声名后，便有心出版，只是考虑到该书部头太大，约人翻译太难，只得放下。
　　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董乐山也发现了该书。他爱不释手，当即给世界知识出版社写信推荐。柴金如先让董乐山试译了一小部分，认为质量不错，就着手让其翻译。考虑到这是一本130多万字的巨著，出版社决定由9个人合译。其中，董乐山翻译了20万字，并负责全书校订。
　　该书1965年以“内部”读物在中国出版。之所以是“内部”，除了因为该书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语外，还有另一个隐秘原因，就是出版社不能公开发表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的著作。1974年，该书重印，很快脱销，不到一年即再版，仍然是“内部”发行。
　　饥饿年代的“窝窝头”
　　《世界文学》副主编李政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70年代，身为高级干部的父亲为他开了介绍信，在北京一家内部书店里，李政文买到了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此后无论是到山西插队，还是返回北京，他都随身携带，至今还珍藏着这套书。他说，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它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原来世界的可能性很大，生活的选择很多。
　　作家胡发云当年20出头，因为常买书，渐渐和当地内部书店的人相熟，得以破格购买，用去他一月工资的1/3。朋友们知道后都排队来他家借书。这套书在数年的辗转传阅中终于全部失落。胡发云用“石破天惊”形容最初阅读该书的震撼，他认为“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在只能“吃野菜”的年代，内部书好比是“窝窝头”，成为真正填饱饥肠的精神食粮。在当下中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一批有思想的人几乎都从这类的阅读当中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思想理论资源。
　　书皮变了颜色
　　随着时光流逝，第三帝国渐渐成为了人们可以理性对待的历史陈迹。
　　“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作揭露；对苏联在纳粹德国侵苏前的对外政策及斯大林本人则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污蔑；作者是资产阶级记者，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这则《出版者说明》摘自“文革”期间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仅仅在5年后，1979年版本中，该批判转为：“尽管作者对于某些问题和人物的评价，有未尽全面之处，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但不失为一本有史料价值的读物。”
　　40多年间，《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封面设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内部书”期间，该书使用了白色的封皮，黑底白字的书名赫然醒目，属于“另类”。
　　1979年，“文革”中被迫关闭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恢复，《第三帝国的兴亡》成为其公开印行的第一本书。该书的封面被“去了毒”，封面从白色变为天蓝色，甚至还加上了希特勒虚化的头像。
　　而最新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本，背景更为宏大，清晰的黑白照片中，希特勒正精神抖擞地检阅麾下军团，既未美化，也未丑化。这一版中，《出版者说明》彻底消失，替代的是封皮上醒目的广告语：“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译者董乐山，在书的勒口上占据了与作者同样醒目的位置。而此前，为了署上自己的真名字，董乐山花费了将近10年。
　　1965年版本中，由于当时还没有校订者署名的先例，也因为参与翻译的人太多，该书从每个译者的名字中摘了一个字，印在书目上的译者为“董天爵”等。
　　1974年，该书重新出版发行，董乐山又逐字逐句无偿校订了一遍。交稿时，董乐山提出了署名要求，董乐山、李天爵的真名才第一次出现，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而其他译者仍然以两个化名出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正式还原了9个译者的真实姓名。如今，9人中，包括董乐山在内的若干位译者已经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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