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献具有见证历史、承载学术、指导当代、奠基未来的价值，文献的发生具有研究的性质，文献不仅承载着前代的成就，也注入了新的思想。凡以中医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有助于文献的利用为目的的所有工作，都属于中医文献研究的范畴，包括梳理版本的源流、校勘讹误的文字、训诂古奥的语辞、阐发隐微的义理、辑复散佚的古书、辨析文献的真伪、编次淆乱的文献、考辨出土的文献、整理继承当代名老专家的经验与思想等。

【关键词】文献 黄帝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中医是传统医学，中医文献是中医传统性的主要体现第一点。在中医历史上，文献与文献的整理研究是一道特有的风景，并与中医学术发展密切相关。

1文献与文献整理

《论语·八佾》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徵之矣”［1］63.此为“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按照后人理解，“文”是典籍，是书面的记载，“献”是贤人，是口头的传述。孔子认为需要通过遗存的典籍及贤人的讲述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文献整理的大学问家。经过他整理的《诗》、《书》、《礼》、《乐》、《易》和《春秋》被后世称为“六经”，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年。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是深刻而广泛的。孔子以他的思想整理文献，评价文献，文献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思想。孔子将当时所见的诗歌整理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1［53］。“《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6］。他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5］。可见“文献”从一开始就跟思想有着必定的渊源。

2中医文献整理的研究性质

文献承载学术是不必讨论的，仅《黄帝内经》便可证明这一点；文献指导学术发展也是不用讨论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至今仍能示人以方向。有专家认为：“真正的典籍，是学术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学术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是产生大批的典籍”［2］。作为“文献”中“文”的部分，典籍在历史的风霜中传延，它的学术性使后人无法轻视，而它的历史性要求人们进行整理维新，否则便不能很好地为后人所用。由于中国人尊崇先贤的传统，中医文献的整理与中医文献本身是密切相关的，文献整理的结果往往是产生了新的文献，而新的文献不仅承载着前代的成就，也注入了新的思想。《黄帝内经》是一部汇总性文献，其思想内涵的主体部分应该在其成书之前就已经发生或形成，并肯定通过某种形式在流传。从某种意义上讲，著作的成书只是使那些已经发生并正在流传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承载形式。因此，《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虽可能在西汉，但其思想的发生、流传、嬗变、补充、升华、分合却可能经历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这数百年的历程，成书只是对已经发生并正在流传的医学思想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归纳、整理。当然，我们不能低估跟《黄帝内经》成书有关的那些医家的贡献。任何一部医书整理成书的过程不可能不渗透着整理者本人的思想，即使只是梳理体系，编缀成册，也需要高度的智慧和和艰辛的劳动。所以，《黄帝内经》虽然汇集了上自春秋下迄秦汉的医学理论与经验，但毕竟是一部具体的文献，需要有人做具体的工作，而做这番工作的也一定是具体而鲜活的人，他（们）不可能生活在数百年的时段中。由于《黄帝内经》汇集了其成书前数百年的理论与经验，由于它的编次成形需要一个或若干个具体而鲜活的人，所以，其成书有类文献整理的工作，而文献整理具有研究的性质也是自然的。

实际上，所有具体文献的发生都带有研究的性质。文献有著作而成的，也有编述而生的，即便是简单的汇编，或文词的注释，都需要投入必须的辛劳和智慧，否则是无法完成的。孙思邈宗承前代而成《备急千金要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该书很多内容非孙思邈所创，但汇集前代医学并为之设计一个合理的系统，便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孙思邈将前代关于脏腑疾病的医论医方归纳为一个系统，安排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至卷二十，看似平常，实则投入了极大的智慧。如果将各卷分拆来看，简直就是“中医肝病学”、“中医胆病学”等专科的雏形。所以，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文献，或是何种性质的文献整理，都带有研究的性质，而其价值亦与其研究性内容的多寡有关。

3中医文献整理的历史

如上所述，《黄帝内经》的成书已具有文献整理研究的性质。魏晋之间，皇甫谧据《素问》、《针经》和《明堂》三书，撰成《针灸甲乙经》。据皇甫谧自言：“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3］。“撰”是“选”的通假，“撰集”便是“选集”。皇甫谧选集三书中的有关内容，并按类重编，属于类书编纂的方法，后世如《名医类案》、《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均属此类。因此，《针灸甲乙经》的问世跟文献研究密切相关。在皇甫谧之前，王叔和曾对《伤寒杂病论》进行整理编次。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如果没有研究的性质，是无所谓“甚精”，或可以“指事施用”的。此外，贾得道先生据此认为王叔和为魏人而非晋人［4］，是很有道理的。王叔和的工作可能是现在所知最早的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工作。魏晋以降而至隋唐，针对《黄帝内经》的文献研究至少有3次，其中两次的研究成果至今尚存，即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唐代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注》。《黄帝内经素问注》经宋代林亿等校正刊行，成为今传《素问》的祖本，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在此之前，南朝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其书虽不传，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针对《素问》的文献研究。两宋时期，中医学术空前繁荣，文献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草文献在五代后蜀《蜀本草》的基础上迭经修订，出现了《证类本草》这样典范式的著作。《证类本草》经艾晟校定于前，曹孝忠、王继先重校于后，成为《本草纲目》之前本草学的范本，独领风骚五百年，不能说不是文献研究的骄傲。北宋校正医书局医者与儒臣并用，先后校订刊行了《素问》、《灵枢经》等重要典籍，是迄今所知古代官方规模最巨、影响最大的医学文献研究。自金元而下迄明清，对《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文献的研究进入了花团锦簇的时代。金代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元代滑寿的《读素问钞》、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马莳的《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王九思的《难经集注》、卢复的辑本《神农本经》，均在此期先占头筹，开中医经典文献研究之风气。此期关于中医经典文献的研究性著作近几千种，体例有注释、类编、摘编、发挥、方论、歌括、杂著以及图表等，其中有些成了为医必读的名著，如《类经》、《内经知要》、《素问玄机原病式》、《注解伤寒论》、《伤寒来苏集》、《金匮要略心典》等。自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医经典文献研究在高潮之后渐趋平和。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丛书编印成为此期中医文献研究的特色第一点。曹炳章辑编《中国医学大成》，原计划收录各类中医名著365种，后因日本侵华战事起而告中辍，中国中医研究院馆藏128种，亦已蔚为大观。周禹锡在为之撰写的序文中称其价值有八：保存国粹、有系统可循、打破私传秘诀之通病、公开禁方之秘密、统一国医学术趋向、蔚成医校实习之专籍、造就国医高深之人材、便利图书馆之设备。

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中医文献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批中医古籍经校订后排印出版。80年代开展的中医古籍整理，采用传统文献学方法整理中医古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确立了中医文献研究的学科地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介入，中医文献研究的方法和思路近年来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医经典文献通检编制、电子版中医图书出版、中医文献数据库开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传统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知识库技术为依托，以知识体、知识元概念为核心的中医文献智能数据库的建设，开拓了中医文献研究的崭新领域。

4中医文献研究的范畴

中医文献研究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究竟哪些工作属于文献研究的范畴，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中医文献特别是中医的历史文献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既具有见证历史、承载学术、指导当代、奠基未来的价值，又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版本的源流需要梳理，讹误的文字需要校勘，古奥的语辞需要训诂，隐微的义理需要阐发，散佚的古书需要辑复，文献的真伪需要辨析，淆乱的文献需要编次，出土的文献需要考辨，等等，所有这些，无不属于文献研究的范畴。整理继承当代名老专家的经验与思想，是中医文献研究的重大课题。采用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等进行文献的加工和研究，是新技术条件下的文献研究。

在具体文献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需要使用多种文献研究的方法。王冰整理《素问》，是中医文献研究的成功范例。据王冰自序，他曾“迁移以补其处”，“加字以昭其义”，“别目以冠篇首”，“增益以光其意”，“详其旨趣，削去繁杂”，“别撰《玄珠》，以陈其道”［5］。从王冰所注《素问》的实际情况看，他的工作几乎涉及到了文献研究的所有方面。上世纪80年代的中医古籍整理，遵循传统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正字、标点、校勘、注释为主要内容。近年来，中医文献研究出现异彩纷呈的趋势，或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或以现代科技手段为用，或重在具体的文献，或重在文献的系统，规模日益扩大，深度不断增加，方法快速更新，观念日趋新颖，中医文献研究的范畴在不断的扩展之中。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凡以中医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有助于文献的利用为研究目的的所有工作，都属于中医文献研究的范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综上所述，中医文献整理历史悠久，并始终具有研究的性质。中医文献整理应符和学术发展规律和临床需求，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从广泛意义上讲，凡以中医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有助于文献的利用为研究目的的所有工作，都属于中医文献研究的范畴。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致忠。中国典籍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医统正脉影印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4］贾得道。中医医学史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112.

［5］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