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外事务私人权利及其国内法院执行——国际经济法宪政进路的国内回归　

　　尽管自由国际经济规则的国内法分散化间接实施机制存在失灵问题,但是,国际组织对于自由国际经济规则的国际实施机制则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和困境。在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语境中,国际组织的数量扩展和职能扩张在民主宪政的授权、权力和责任链条上拉得过长,这已经引起了信息、利益、激励、约束和民主合法性方面的各种理论争议和合法性危机,民族国家在选择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时过多地考虑国内政治压力和国际外交关系也使得私人权利和利益不能充分有效地予以救济和保障,最终仍然需要回归国内层面上来保障自由国际经济规则的实施和执行。为此, 所需要的是把直接约束政府权力行为而间接保护私人权利利益的自由国际经济规则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上针对政府权力的私人权利,并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机制直接予以保护。这种转化机制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例如为了履行国际法义务而进行国内立法来具体实施条约规则确认私人权利,也可以通过自动执行条约或条约直接适用机制而实施私人权利保障,目前,各国理论与实践上主要还是采取前一种方式来适用国际公法条约和实施私权保障。但是,前一种实施方式在国内立法和执法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压力,所以,这种私人权利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才能予以有效保障,而且,后一种方式本身也并非不可尝试。学者们提出,作为使ＧＡＴＴ ＷＴＯ规则充分发挥其宪政功能的新程序,可以选择ＧＡＴＴＷＴＯ作为机构而被赋予向其成员提起诉讼的权利或者各个缔约方公民被赋予在国内法院援引ＧＡＴＴ规则的权利;应该承认公民有权在国内法院援用ＧＡＴＴ对于私人自由与非歧视所做的明确的、无条件的规则保障;甚至主张赋予私人以ＷＴＯ裁决为基础而在各国和区域机构尤其是法院提出违反ＷＴＯ之申诉的权利。这种由私人就其政府行为而在国内法院直接适用自由国际经济规则的做法看似激进,实则与传统的间接实施机制并无实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做法使得国际经济争端转化为国内法律问题,因而避免了法律主权让渡的纷争,使得国内法院成为国内措施与国际协定关系的最终解释者因而最终增强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而这正是国际交易所真正需要的。总之,国际经济秩序的最终根源始终在于国内民主宪政结构,尤其是私人权利司法保障和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所以,国际经济法的宪政进路最终还是必须回归国内层面。正如彼德斯曼所说,“鉴于国际主义与自由主义必须从家开始,自由国际贸易规则应予并入国内立法并由国内法院为了国内公民个人权利之利益而予以保护。”　

　　这样,古典自由主义进路从理论思维的高度,从经济、政治、历史、法律、宪政相互联系的功能整合的角度,深入论述了“从国内民主宪政秩序到国际自发经济秩序,从对外事务宪政失灵到需要自由国际经济规则,从各国分散实施失灵到国际组织实施机制,从国际法律机制的困境到国内宪政秩序的回归”乃至“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必须从国内开始的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原理。^[5]　

　　三、国际经济法宪政进路的理论意义　

　　国际经济法宪政进路秉承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道德、社会和法律诸种理论,通过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预设、方法论、解释框架、逻辑论证和分析范式,为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提供了一个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理论阐释、历史叙事和法律分析,最终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极具解释力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宪政理论体系,一种真正理论思维意义上的广义国际经济法论证理路。彼德斯曼不是仅仅从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联系来论证这种广义国际经济法,也不是仅仅从国际经济法律和国际经济规则的表面现象联系来论证这种广义国际经济法,而更重要的是,他从人性、市场、政府、宪政乃至国际市场、国际组织和国际宪政的实质理论逻辑来论证广义国际经济法,他从市场法则、民间规范、私法规范、公法规范乃至跨国私法和国际公法的实质功能联系来论证广义国际经济法。^[6]于是,我们可以说,彼德斯曼使国际经济法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理论。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宪政理论意味着国际经济法学术正在走出理论的贫困,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法宪政进路也推动着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浮现理论的争鸣^[7]并进而走向一条多元进路之间交往、对话、学习、竞争的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成熟、发达和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