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公益性投资是指人们不考虑其个人直接利益而为他人利益进行捐赠的行为。公益性组织也可以被称为“非盈利性组织”、“慈善事业”以及“非政府性组织”，由公益性投资者和组织构成的社会部门也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第三部门”以及“独立部门”。　
　　公益性投资是一种以获利为动机的投资，尽管这与利他主义的传统词义不同，但公益性投资与经济性投资完全不同。公益性投资以投资者和受赠者的互利为条件，但经济性投资并不必然地以此为条件；与经济性投资不同，公益性投资者的投资依赖于受赠者可增加的福利，并且投资者的获利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其不会利用其谈判优势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剥削劣势一方的利润差额。举例来说，当一个步行者驻足救济一位乞丐，她会因为相对优势地位产生的负疚感得以减轻而感到欣慰。但只有在受赠者的福利得以改善的前提下，她才能因为她的慷慨而获利。从根本上说，利他主义最终是一种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行为。而中美关系得以改善的主要动因是在经济发展上能提高自我，因此公益性投资目的与两国关系改善的动因不相符合。　
　　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正向资本主义经济转轨的社会应该鼓励公益性投资，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和维持。尽管市场经济可能是提供社会福利与提高生活质量的最佳方式，但它是超道德的，其只给有能力购买的人提供商品和服务，如此一来，无力购买的人就被忽略了，由此而来的社会不满可能促进有益的竞争，但也可能导致反抗或革命，因此政府为消除社会不满或使不满最小化，通常采用社会福利计划，但该计划不利于刚刚起步或已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可能会潜在地破坏市场经济的动力。　
　　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就完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是唯一的和全能的人类需要的满足者和人类偏好的界定者，那么它就不需要公益性投资，但是当政府要退出其全能地位，允许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时，公益性投资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总之，公益性投资能够解决本质上超道德的市场经济社会遗留下的很多问题，其能稳定市场经济所依赖的社会秩序，减少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威胁因素。因此对于一个政府而言，公益性投资极为重要。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均对在中国进行公益性投资缺少关注，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对策。　
　　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实行公益性投资的必要性 　
　　国际公益性投资能极大地促进中美两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亦即成功向市场经济转轨，但两国仅仅通过国际经济性投资来实现目标，忽略了国际公益性投资的作用。　
　　中美两国政府各有相互独立的政治目标。中国不仅要推动经济增长，以满足庞大人口的生活需要，而且要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成为世界强国；而美国不仅想要获得中国巨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希望市场经济能促使中国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公益性投资有助于两国目标的实现，源于国外的捐赠、捐款、慈善活动能减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痛苦和打击，这样一来，市场经济成功的机率将大大增加。　
　　美国和中国都在从事一个以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为特征的积极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中国政府和平民放弃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的规制，这就破坏了人均主义。这种全能的社会安全网突然退出，甚至逐渐退出会使社会所有成员处于基本生存需要不能被满足的危险状态。事实上，市场经济出现本身就预示着收入不平等和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显然，人们由于这种危险而不乐于采纳市场经济。　
　　根据对转型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当国家退出社会安全网时，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等待新的市场经济减轻其社会和经济上的断层之时，人们将遭受真正的经济困境。在这段时期，采纳公益性投资能极大地改善这种状况，从而使市场经济的优势得以发挥。正如本文所提出的，真正的利他主义不存在，因此公益性投资必须依赖于利润回报的可能性，这种回报不是当前的而是以后的，这种将来的回报必然引诱捐赠者牺牲更多的自我服务机会而满足受赠者的需要。公益性投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推进经济体制的转轨。投资者通过捐赠、捐款以及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缓解受赠者在转型过程中遭受的经济困境。反过来，这种缓解有利于消除受赠者对转型政策的抵触情绪，从而使投资者能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丰厚回报。总之，公益性投资能使投资者和受赠者双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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