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为了避免过激维权事件、更好地维护业主利益和社区和谐，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从今年3月开始，率先尝试聘请社区民警等公职人员担任业委会委员。
　　这年头，警察可真忙：医院请警察做副院长；城管抽调公安进行专职保障；社区请警察进业委会，似乎全国人民都需要警察，各行各业都需要警察。
　　不过，“有困难，找民警”好像也不是这个找法——这些单位把矛盾都上交给了警察，自己是干什么吃的？而且从操作层面来看，如果辖区内的所有小区业委会都要配备警察的话，恐怕派出所全体出动也不够用。警察只是维持社会治安的，把社会矛盾用“泛警察化”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是很不严肃的。在笔者看来，各行各业中过度使用警力的做法，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着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所谓内在制度，是指经由自然演化而在社会内部自发形成的习惯、规则和某些正式制度，如足球比赛规则、市场秩序、业委会内部规则等等。对于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来说，只有这种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内在制度才最符合需求，而这种制度也只能通过广泛的社会自治才能实现或发现。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没有人能够全面管理互联网，但互联网通过内部的互动却形成了有效的伦理和规则。相比之下，外在制度则是由政府设计而从外部加诸这个社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内在制度只顾社会部分人群的利益，而忽略整体。这两种制度本应相得益彰，但如果一定要用外在制度来取代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内在制度，就会出现问题。
　　在本次事件中，业主委员会是社会成员自发组织起来的，符合复杂社会的制度要求。当然，在内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如丽江花园等许多小区主要是由于内部争吵而一度无法成立业委会，一些成立起来的业委会又无法制止过激维权行为等。毕竟，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已经丢失许多年了，特别是现代社会基于个体独立基础上的群体性自治行为，在中国更是罕见。所以，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不免磕磕绊绊。但解决内在制度不完善的方法应是加速培育这种制度，而不是一味试图用外在制度来控制内在制度的走向。如果在一个社会自治网络逐渐形成的时代，仍然不顾现实而推行那些损害市民社会内在运转的外在规则，就必然导致监督和执行成本急剧上升，行政协调部门不堪重负，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导致行政失灵——在很多小区里，居委会已经不起作用了，也因此才会求助于警察的介入。
　　而“警察进业委会”的制度安排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业委会是小区不和谐的根源，因此才需要监督业主和业委会的行为。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业主们想要的恰恰是一个安居乐业、和谐的家园。而所谓“过激维权”显然也是因为业主权益被侵害在先才会采取的行动。如果不能认识到小区不和谐及某些过激行为的真正根源，不去惩罚和规范“侵权者”的行为，而只是一味地提防“维权者”，不但在道德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安排，业主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机构，它过滤了业主维权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也使得社会谈判成本降低。如果小区业委会在警察加入后无法像以往那样正常运作，并且失去了小区居民的信任(外来人加入自治机构本身就会引起疑虑)的话，小区居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无法采取组织化的行为。那么，个体化、随机化等不确定的行为必然大幅增加，到时候政府将面临治安上更大的挑战。同时，在一个自治型、网络化的社会中，政府应起到的是一个居中协调和抑制强势方的作用。用警察监督业委会无疑将使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业主方面更加弱势、行动能力更差。而且这样的制度设计将使得矛盾的焦点不再是开发商和业主之间的矛盾，而直接成为业主与政府之间的正面对撼。政府把本来不是自己的责任硬要揽到自己身上，而且又解决不了，这样的制度设计让人无话可说。
　　总之，制度创新的动力源自社会的自我需要。业主委员会及其内部的制度规则，就是人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自动产生、并得到国家在法律层面确认的。如果一味用政府强加的规则来管制这种内在制度的成长，必然会造成社会自发创新制度的动力萎靡不振。事实上，在2003年由国务院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中已经废除了关于警察进业主委员会的规定，显然是因为政府本身也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治理思路将使我国的制度创新之路走进死胡同，更别提什么创新型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