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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统计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一)对统计报表的认识

民国初期，普查或调查是搜集统计资料的唯一方法，统计报表尚未被认为是搜集资料的适当途径。当时形成一种风气，认为凡需要统计资料，非从事调查不可。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成立之际。当时褚一飞在其所著的《统计学》一书中，进行了以下论述：“过去政府办理统计者，只知有‘调查统计’而忽视‘登记统计’，殊属错误，吾人极宜矫正之。自然界与人类无日不在活动中，欲在此万状纷陈之现象中，求得各种规律与法则，以为吾人活动之鉴戒，自应将各种各色发生事态，加以记录，汇类整理，分析综合，自万变中以求其不变之原理，自异象中以求其共象，如何记录，最为经济，最为正确，此统计学上所当研究之登记方法也。普通将登记法视为调查法之一种，殊属不当。实则调查与登记乃收集资料之两种不同方法。人类有文字而后有记载，由记载而产生历史。广义的历史包括一切山川文物、典章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国家之沿革变动有系统的记载。有历史而后，今人可将前人之一切经验，据为己有，今日之文化文明，乃人类历史活动之总和。如何将此宝贵经验，更有效的记载，以为短期的参考，并以传之于后人，此乃登记方法之所以须切实之讲求也。”

由于对统计调查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认识，全国各统计机构推行了多种报表制度：民国二十六年，主计处统计局拟订了公务统计方案，并于民国二十七年颁发《拟订公务方案说略》及《公务统计方案举例》，备各机关统计人员制订所在机关公务统计方案之用。其中《拟订公务统计方案说略》是说明制订统计报表制度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于制定之前，必须研究所在机关之组织法规、服务法规与业务法规。因为只有了解所在机关的组织状况及上下级机关的层次关系，方能对统计报表的报送程序订得清楚。如该机关无原始业务登记册籍，则应作补充，与有关主管部门协商拟订。如已有原始资料而内容合适者，则订入方案之内。最后根据法定需要与实际状况，订出整理表与报表的具体内容，以表现施政计划执行之成绩、工作效率与各单位费用。经过各机关统计人员的长期努力，民国三十年订成《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包括40类，252纲，1 072目(统计表)。40类为历象、土地、人口、政治组织、国务、立法、司法、考铨、监察、外交、侨务、边务、农业、粮食、垦殖、水利、林业、渔业、畜牧、矿业、工业、劳工、商业、合作事业、财务行政、财务监督、金融、邮政、电信、铁路、公路、航务、航空、公用事业、教育、宗教、卫生、社会、救济、警卫。军事统计缺乏科目，因为主计处未能在军事机关内设置统计机构。这些内容于民国三十年经主计处第一次全国主计会议修正通过。这次会议由中央主要机关的代表、中央各机关以及省市政府之主办公务统计人员与有关的学术机关团体的专家参加。《省市政府公务统计纲目》分为28类，《县政府公务统计方案》分为22类，均较中央为少，因为立法、司法、考铨、监察、外交、邮政、航空、侨务、边务、宗教等公务统计均由中央政府办理。

(二)抽样调查的推广应用

随着统计理论的传入，各种统计方法也逐步应用到统计实务中去，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金陵大学在美籍教授卜克主持下举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调查从当时全国的22个省中，按园艺方式的不同，选出168个区，再从选中的每个区中选出一村为代表，按预定方式作详细调查。与此同时，又在选定的村中选出250户农家进行人口调查，选出20户农家进行食物消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卜克于民国二十六年完成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巨著。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举行人口普查，此后又在该区进行抽样调查，以检验普查的准确性。这是由中国学者主持的、按现代抽样方式进行调查的初次尝试。

民国三十五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举行了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查。首先进行全面普查，后又从1 582家工厂中抽选出240家工厂作为样本(分别代表40种工业)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以检验、核实全面普查的结果。

(三)统计指数的编制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分别编制上海输入物价指数、上海输出物价指数。资料较为详实，编制方法亦较科学，倍受各方嘉许。

此后，各地有关机关编制指数者日多，许多学者个人为研究的需要，也开始编制各种指数。最早是由唐启贤编制的“1867年至1922年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稍后有金陵大学卜克教授偕同该校学生编制的“187 5—1923年中国农村物价指数”，孟天培与燕京大学教授甘布尔合编的“1900—1924年北京零售物价指数。”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上海、北京、天津的有关机关根据1925年国际统计会议与国际劳工统计会议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种类的工人进行调查，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综合方式，由北京社会调查所，上海社会局和南开大学经济委员会(后改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分别编制三市的工人生活费指数。

民国二十六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天津对外汇率指数”是我国最早的外汇指数。

当时官方或非官方编制的统计指数虽多，但无连续性。自民国二十八年以后，各级部门机构先后刊行30多种统计期刊，大都载有各种物价指数，但大都两、三年即行停刊，有的甚至只印一二期就不能继续。但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月报》维持至新中国成立。南开大学的统计期刊，尤以华北物价指数闻名，一直编制到新中国成立之时。每期同时刊有六种指数汇编，常为学术界引用，其中物物交易率指数是一种贸易条件指数，在我国尚属创举。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统计界开始对指数理论进行探讨。民国二十四年，金国宝在其所著《物价指数浅说》中介绍了费雪的指数;从事上海货价调查局的赵人俊编写了《物价指数论提要》;主持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的盛俊编著了《生活费指数编制法说略》等。其他许多统计界人士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些专著、论文分别介绍了指数的编制方法，如选样、分类、时期、权数等。随着指数理论的发展，指数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