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结束：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主要作家的去世或销声匿迹，标志着这个文学中主要作家的去世或销声匿迹，标志着这个文学运动的衰落阶段已经到来。布莱恩特在1840 年后几乎完全转向了新闻写作，库珀和欧文在50 年代与世长辞，爱伦•坡、梭罗、霍桑也先后于1849，1862，1864 年相继去世。爱默生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生活的行为》出版于1860 年，麦尔维尔的最后一篇散文也在1857 年发表。在这些主要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中，只有惠特曼在南北战争后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成为大陆民族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但与他休戚相关的是未来而不再是过去。
　　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浪漫主义运动的衰落，而浪漫主义的衰落则代表了美国东部的衰落，或者说是殖民帝国的衰落。在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转向的时期，还有一些东部的浪漫主义作家仍致力于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与文学形态。他们在思想倾向上都比较温和，他们的作品大都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反映社会的某些不公平现象，有时也抒发一下个人对人生的感想。他们的作品技巧娴熟，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这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上的成熟。然而，在罗威尔、赫姆士和狄更生之后，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已经完全让位于现实主义文学。
　　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JAMES RUSSEL LOWELL， 1819—1891）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兼有朗费罗的感情和赫姆士的才智，成为不仅是坎布利奇而且是全美国崇拜的偶像。
　　罗威尔出生在坎布里奇埃尔姆伍德一个早期移民望族的家庭，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他从小崇尚民主，反对蓄奴制，是林肯的早期崇拜者之一。他博览群书，身在书房，心怀人类的欢乐与痛苦。他曾到欧洲旅行以便汲取那里的世界主义文化，实现自己“不做传统式的绅士，而要做有文化的人，有知识才能的人，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人，有修养的人，有来自思想觉悟的高尚情趣，而觉悟源自灵魂的高尚”的最终目标。
　　1843 年，罗威尔与美丽而热诚的废奴主义者玛丽亚•怀特结婚。在此之前，罗威尔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在他那简练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以及勃勃的生气里，他在四年级时曾为此而被哈佛停学。婚后，他将自己的思想集中到废奴事业上，并在以后的多年里全力抨击蓄奴制度。在这方面，只有诗人惠蒂埃和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能与他匹敌。1848 年出版的三首雄心勃勃而又各不相同的诗充分表现了罗威尔各方面的才能。《朗法尔爵士的眼光》是亚瑟王传奇的现代翻版；在《写给批评家的寓言》里，他则诙谐地运用蒲柏的手法总结了他的文学界朋友们的长处与不足，只是没有蒲柏那样尖刻；《比格罗文献》的第一集则是用方言写成的组诗。罗威尔以朴实的智慧对当时的各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诗中的任何一首本来都可以成为一部主要著作的基础；然而，由于他写得太泛，反而影响了其应有的价值。
　　《比格罗文献》第一集是假托虚构的人物何塞亚•比格罗之名发表的。比格罗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农民，所谓“文献”就是他的诗作以及他与一些朋友的通讯，其中有诗也有散文。这部作品的背景是1812 年的墨西哥战争，罗威尔笔下的比格罗是被征入伍的青年农民，他用北方农民的方言写诗向报社投稿，诗中对1812 年的战争以及当时的腐败政治进行了谴责。罗威尔假托比格罗之名写的第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美国文学中第一次用方言写作的作品，生动活泼，幽默诙谐，而且诗作还谴责了不得人心的墨西哥战争，极易获得读者的广泛共鸣。罗威尔说，他发现这是“手中的一个武器”，于是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又陆续写了八首“比格罗”诗，或直接讽刺发动战争的执政党，或揭露战争中的各种腐败现象。
　　1854 年，罗威尔携同妻子到欧洲旅行。第二年由于妻子在欧洲病逝，他结束了在那里的旅行回到美国。正好朗费罗辞去哈佛大学法语与西班牙语教授的职务，他便接替了这一教职，同时担任新创办的《大西洋月刊》的主编。从那以后，他很少写诗而把精力主要用在讲学和文艺批评方面，以权威的口气教诲威廉•迪安•豪威尔斯那样的年轻人，引导学生热爱英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品，呼吁美国通过理想的民主形式达到实现高尚道德的目的。
　　罗威尔作为文艺批评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超凡的。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广博的知识，探导价值准则的热诚精神，使他形成了一种既可评价过去又可评价当代文艺作品优劣的信条。他认为，既然文学是生活的理想表现，它就应该用提高人类精神的方式给读者以欢乐。南北战争结束后，罗威尔继续发表诗作，他的《比格罗文献》第二集于1867 年出版。这部诗集以南北战争为题材，表达了北部农民的爱国热情，谴责了英国政府支援南部、干涉美国内政的恶劣行径。第二集虽然也是假托比格罗之名，力求保持原来的风格，但事隔20 年，远不如第一集写得活泼淋漓，缺乏批判的锐气。从此以后，罗威尔的名声则逐步在散文和文艺评论方面见长，他分别于1870 和1876 年出版了两个散文集，对埃斯库罗斯、乔叟、但丁、莎士比亚等人都进行了论述。他视野广阔，文笔流畅，对这些先前的文学家的评论颇有见地。但是他对同代人梭罗、惠特曼及爱默生的评论则聪慧有余而敏锐不足，明显地将作品的寓意与表现手法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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