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
一、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
(一)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
(二)毛泽东在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的同时，还提出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问题，他在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又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以后还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等等。这些指示，为我国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
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时代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指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
(一)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武力解放，同时不排除和平解放(和平统一)的努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就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又多次发表声明，表达“解放台湾”的决心。
(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即争取用“政治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自1956年至196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台湾海峡两岸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其基本点是：1、“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2、“第三次国共合作”。3、“政治谈判”。4、“三民主义可以照旧”、“一切可以照旧”。1960年5月，周恩来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政策”“系统化”并形象地“点题”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国际的支援。为了给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阐述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方针，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依据这一方针，同苏联和欧亚人民民主国家、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1954年4月，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交部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在此前后，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北京参加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逐渐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57年初，毛泽东又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指出了除社会主义的力量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后来毛泽东把后两种力量分别称之为第二中间力量地带和第一中间力量地带)。五十年代末开始，中苏矛盾和冲突逐渐激化。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此时，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的同时，还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苏联成为威胁中国安全的另一个严重因素。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大洋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苏联霸权主义的出现，引起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崭新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划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同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矛盾;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强调要联合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了更稳定的现实基础上，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制定和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