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板”称谓与领导作风
时下，在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常听到有人称自己的领导为“老板”，并大有流行之趋势。
笔者分析，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大约有三：一是社会上称“老板”是一种“时尚”，有从众心理；二是现在的私营企业老板有钱有地位有派头，看了让人羡慕，称呼者对领导有迎合心理，同时夹杂着敬畏、向往等复杂想法；三是被称呼者确实自觉不自觉地在工作中把自己当做了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单位的“老板”。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老板”一词的解释是“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对“领导”一词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率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二是担任领导的人、领导者。“老板”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的根本宗旨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老板”一词本无褒贬，但用到领导干部身上，就让人觉得变了味儿。因为能够被称为“老板”的领导干部，往往是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一把手，他们在很多时候可以像私营企业老板那样说一不二，作出重大决策，决定众多干部群众的前途和命运。
再说那些被称为“老板”的领导干部们，有的听了一笑了之，并不在意；有的听后却格外舒服，显得十分受用；更有甚者不但受用，还认为这是对自己领导权威的一种肯定。而在那些对“老板”称谓感到十分受用的领导干部身上，人们往往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变味儿的工作作风。因为在现实中，确有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的一把手存在“老板”思想、 “老板”作风。他们手握大权，工作中事无巨细，都得经过自己点头同意，一些重大决策和人事变动，或一个人说了算，或即使集体研究也是走走过场，最后还是根据个人的意志和好恶拍板决定，说话做事，俨然一副“老板”派头。也许，这些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树起自己领导的“权威”。“权威”是树起来了，但这种“权威”拉远的是与干部群众的距离，丢掉的是民心。不可否认，在许多时候要求一把手在关键时刻要敢于决断，不能优柔寡断。但是，决断不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在重大问题决策和决定上要倾听大家的意见，对各种因素都要全面地分析一番，这绝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权威，相反，它有助于更好地履行一把手的职责，更好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
个人手中的权力不是哪个领导干部的私有财产和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工具。人民赋予的权力，是让领导干部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替人民办事、谋利益的。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权威，不在于别人是不是称自己为“老板”，而在于你在人民心中的位置。那些在工作中作风民主、知人善任，与广大职工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把事情办好、让百姓受益的领导干部，群众就会拥护你，信服你；相反，那种自以为是一把手，就可以摆出“老板”的姿态，工作决策全凭个人好恶和意志，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领导干部的做法，正是党性不强、作风不纯的表现，对工作、对党的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干部，即使再有“老板”的派头，也会让人民群众感到厌恶。
那些因被称为“老板”而洋洋自得的领导干部，是到了必须进行反躬自省的时候了。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通过自省防微杜渐，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把存在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一个领导干部，若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掌声和阿谀奉承声中飘飘然，惟我独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必然会逐渐走上与人民对立的道路。
称谓虽小，作风却大，影响更大，愿“老板”这种变味儿的称谓在领导干部身上早日消失。
2．让一亿农娃免费上学
报载，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杨春时教授2001年3月10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建议，我国政府首先应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一亿多农村小学生免费上学，然后将此做法在全国逐步实行，最终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他认为，义务教育的前提是免费教育，所有的费用都应当由政府承担。虽然我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这种义务教育还不是免费教育，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几百元杂费而失学、辍学的现象非常普遍。
由于工作的性质，笔者经常接触到关于农村贫困失学、辍学的新闻稿件。到农村采访时，也不断听到有关农村贫困生“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故事。望着一些农村小学冬不避风、夏不挡雨的校舍，再看着一些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失学、辍学在家，或者即便在各方面帮助下勉强坐进教室，但依然寒衣不及暖、菜面不欢颜的农村贫困生，笔者的心往往像刀割般难受。那时，笔者就曾幻想是否能有那么一天，我国政府发下“投鞭断水”的豪迈誓言，断然决定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费用，让农村的孩子们都能轻轻松松进课堂，幸幸福福学知识，健健康康长身体。
然而，幻想到底只是幻想，笔者终究没敢继续想下去，因为笔者不只在一件事±被人用“我国自有我国的特殊国情”这句话塞住了意欲顺风而呼的嘴。可是，笔者不敢想的，未必别人也不敢想，杨春时教授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不但敢想，而且敢说，并且还是在万众瞩目的“两会”上大声疾呼!并且旗帜鲜明地又对某些人的“特殊国情论”提出反驳：我国有一亿多农村小学生，如果实行免费教育的话，杂费每人每年二三百元，总共算起来也才二三百亿，而2001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 400亿元，如果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自负担一部分的话，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二三百亿元教育经费。再冠冕堂皇的理论都敌不过百姓们雪亮目光下的客观事实，杨春时教授并不复杂的数字运算，使一切昭然若揭。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之后，收效如何呢?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在不少农村地区，最破最烂的还是学校，最苦最难的还是孩子，最穷最累的还是教师!据《今日女报》报道，仅仅为了让自己村予里的适龄儿童都能有书读，贵州省凯里市凯堂乡农民顾进先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全部投资教育，办起了一所全免费的小学。从1994年9月到2001年1月，他的小学从学前班发展到小学三年级。为了维持小学最基本的生存，8年间，顾进先不但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而且欠下了教师们的工资，万般无奈之下，从1998年暑假开始，他走上了漫漫的乞讨之路!既然一个农民可以用乞讨方式投身于教育，让孩子们免费读书，体现出他伟大的圣人情怀，我们的政府就更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与责任，让自己的小公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来源：考试大
正如杨春时教授所言,目前农村存在的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环境破坏严重、超生等诸多问题和文化教育素养低有关系，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因此，首先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的义务教育势在必行，也不得不行。但愿杨春时教授的建议能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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