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生们，稍安勿躁！”“别激动！”柏林告诫那些带着弥赛亚热情的公共知识分子、充满道德热忱的政治家和昂首期盼着福利国家快点到来的普通民众，请你们稍安勿躁。
当前公共政策频频出台，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政策甚至在一年之内就前后矛盾。同时我们还隐约感觉到所有公共政策对于民众的需求做了一种过于粗俗的简单化的假设。因此需要指出，有必要在出台任何公共政策的时候事先询问和调查：人们需要什么？
如果作最简化的罗列，人们的需要无非两样东西：自由和福利。
但所有的需求归于为物质福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可能是个不幸的特征，这一假设进一步影响了到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这种关于人类需求的假设是一种阴郁的、错误的和堕落的观点，它否定了“人的理性和创造性”，否定了“人类向创造性和自我导向的生物的方向发展”。一旦粗俗的唯物质主义主导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时，有时候容易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比如说，“维稳是为了好的生活”，但一旦政策前提出错时，现实中的政策操作演变为“生活是为了维稳”对此，柏林更高远地分析道，“……社会控制措施以防止混乱和贫穷，……这些政策成为一种自身就是目的的丑恶的东西，因为它的实现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压制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主要是去压制。于是治疗变得比疾病更坏。……(政策制定者，甚至是民众)早就忘记了生活的甘美，自由的自我表达，人与人关系的无限多样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忍受的艰难，屈服的无法容忍性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柏林，2003：102)
做一种粗俗的唯物质主义假设，仿佛肩负光荣的道德责任，殊不知，悄然之中却取消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换言之，这样的政策对猪也是一样的好政策。
当然，唯物质主义这津津乐道的总是一句极具杀伤力的论证，人首先得吃飯，再从事各种创造性活动……这种论证的谬误之处在于对人的本质和作为一种生物进化事实的人类做了粗暴的划分。恰恰是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创造性活动造就了人本身。与人相关度一切事物都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事实，都是从全然有别于离群索居的动物世界的关系实在只能够涌现出来的。以此正确的表述是，人首先得吃飯，为了吃好飯，同时，必须为每一个行动个体留下自由空间。就像昨天看一个东方卫视的节目，主持人问一位热爱音乐的农民，“老婆和音乐你要哪个？”这位大哥郑重而诚恳地答道：“都要”。吃飯和自由是一个同时性需求，从人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即如此，否则你无法定义智性的人。
单方面过份强调哪一方都可能走偏，因此，柏林指出，在自由、维护自由的组织、福利之间，需要某种含糊的妥协。他经常引用康德的一句话说明，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造不出直的东西”。我们再一次看到人的复杂性，由人与人联合形成的共同体达成秩序的复杂性，由此我们再一次复习柏克的伟大格言：政治事务中，审慎是第一美德。我们要自由，就免不了有维护自由的组织，且这个组织要足够强大到维护我们的自由，但过于强大了又可能反过来侵犯我们的自由；我们要福利，可是福利要过头了，可能要来一个控制性社会和警察国家，福利侵蚀了自由；同样，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我们无往不生活在彼此需要彼此制约的一个联合体中，每一个行动主体的自由在彼此调适中确定自由的边界。企图提出卖身为奴的自由，持有核武器的自由与一个公序良俗的合作秩序是难以兼容的，那极有可能导致整个秩序的瓦解，自由最终也无安身之地。
下面一段话，可以视为以赛亚.给我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对人的生命有着太多控制的社会计划和技术的时代)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而是“正好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于特异性的宽容，……为那些趣味和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个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出一些空间。”(102)
类似我前面一篇博文的题目，“社会没有终局解决方案”，柏林告诫我们，“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保证不错的，那么也没有一种部署是终定的。”用政治组织和公共政策去解决问题或许完全必要，可是，事实上那些问题也许“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唯一核心的问题”。那么，自由空间，留给人民自由选则的空间，为人民敞开尽可能多的门(消极自由)，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以赛亚. 柏林，自由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