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过度
这些年，我国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大量被用于形象工程，而且，地方政府投资中的互相攀比导致产业结构的趋同和产能过剩。
美国经济学家阿斯乔认为，公共投资的增长对私人投资影响有两种：一是刺激私人扩大投资，即被公共投资“挤入”资本总量；二是当国家总投资超过一定水平时被公共投资“挤出”，即私人投资将减少。他对美国二战后2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约增加0.45美元，从而会产生“挤入”效应，带动经济增长。此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许多投资只是起“引子”作用，意在剌激私人扩大投资；而我国政府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主导”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了私人的投资。
诱导企业家寻租
政府控制了过多的资源和财富容易产生腐败。据测算，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企业家将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而且，非正式经济（如非正式金融）比重较大，行政仲裁比较普遍，市场准入中配额及数量限制较多等。
据胡鞍钢测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 比重达到13.2%—16.8%，流失额最大的是税收，其后依次是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垄断行业租金、非法经济“黑色收入”。上述情况会使社会精英集中到非生产性活动，把企业家引到寻租竞争中，从而大大地降低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不足
资金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使用效率。近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投资并不少，但与预期相差较远，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投入主要来自政府。我国政府在科技、教育领域控制的资源太多，一些科技、教育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变成了设租和寻租的过程。这种机制不是引导教育者、科技人员创新，而是引导其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激励机制的扭曲不利于我国科教创新。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经济资本化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的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增长和效率改进有积极作用，但对内生的技术创新却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我国经济资本化出现了偏移，导致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以及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过度贴现未来现金流、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上才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总需求结构不合理
资料显示，中国家庭拥有的人均财富与人均GDP的比例约为1.7倍，远低于美国的4倍和澳大利亚的3.7倍，也低于印度的2.4倍。从经验教训来看，如果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就会出现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公平的结果，更不利于一国总需求结构的优化。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的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以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导致频繁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毫无疑问会影响一国的收入及总需求的结构。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最低，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后果还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高收入者拥有金融资产的66.4%，而20%的低收入者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的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而收入差距的过大又加剧了内需不足。（作者：卢现祥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