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他因感情纠纷,冲动之下将女友杀死。由于作案后主动到公安部门自首,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狱中,他积极改造,并响应政府号召"变刑期为学期"。8年之后,他通过了"国际贸易"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3月25日，北京市第二监狱的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里，服刑人员付原的论文答辩正在举行。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茶叶产量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是由于欧盟各国对农药残余指标提高了一百多倍，我国的二百多种茉莉花茶叶，只有两三种合格；我国的纺织品生产占世界四分之一，服装出口占世界八分之一，受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限制，正有下降趋势……”如果不是那身醒目的带蓝白条的囚服，几乎在场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答辩者是一个在狱中服刑的罪犯。而答辩现场的气氛也让在场的每个人几乎忘记这是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场所。
答辩结束，付原论文所获得的评语是：“选题较好，论文就我国国际贸易中的实际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建议，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评定结果是‘优’”。
对于付原来说，这场论文答辩不仅使他成为第二监狱第一位在高墙之内毕业的自考生，而且使他成为北京市监狱史上第一名获得第二学位的服刑人员。他朝着在场的所有人深深地鞠躬。
“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狱中获得这样的成绩。如果我在外边的时候，付出现在一半的努力，别说硕士，就是博士也该毕业了。”付原激动地对记者说。这天距离他大学本科毕业整好10年。10年前，他在一所著名学府的教室里论文答辩，10年后，他在高墙之内完成另一学科的论文答辩。两次答辩，两种情境，那时候他是天之骄子，而现在他是一名罪犯。
■美满幸福的家庭刹那间天崩地裂
付原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某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母亲则是某高校教授。除了父母，他还有一个姐姐。一家四口，生活可谓幸福美满。付原从小聪明伶俐，虽然他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昼夜刻苦，但是凭着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天生的悟性，他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市最著名的一所高等学校。199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国家级科研机构。
对于付原的父母亲来说，两个孩子的表现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满足。女儿比儿子大几岁，早已参加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不需要父母亲操太多的心。儿子则顺利地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工作单位。这对老知识分子，虽然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却从心里没有像有些父母那样望子成龙，他们只想要孩子们平安幸福。
然而，就在儿子付原大学毕业两年之后，1995年，令他们感到撕心裂肺的事发生了：儿子因为故意杀人而被捕。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后才得知，儿子因为感情纠纷，冲动之下把女友杀死了。
作案后付原主动向公安部门自首，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虽然他的一条小命得以保留，但等待他的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现在他最高的追求，就是在父母亲的有生之年出狱
付原说，因为对法律的无知，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原以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被枪毙，只不过是两年以后执行。到了狱中，他突然明白了，政府给予的两年时间，其实是给他提供的纠正自己，改正自己的机会。如果他表现好，自己不仅可以免死，而且还可以减刑，将来有一天还可以走出监狱重新开始。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一时间，他的情绪由对失去生命的恐惧而一下变成“保住一条命”的喜悦。但很快，他就清醒下来。既然政府给了他再生的机会，他就不能再走错了。
时值1998年，正赶上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推出了“罪犯计分考核办法”，以分计奖，以奖减刑的政策极大地激励了付原，付原从中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当年下半年，付原获得了计分资格。很快他便投入到劳动改造中去。考虑到付原入狱前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用其所长，监狱安排他担任了“技术教师”，付原倾其所学，很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付原看到一名服刑人员养了一只小麻雀，闲时逗着玩。那人逗鸟时脸上的那分快乐，深深地印在付原的脑海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养一只鸟都能给人带来如此的乐趣，人呢？养育一个人呢？联想到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巨大痛苦，付原心如刀绞。
“我出事的那一年，正好是父母60大寿。10月我被抓，他们12月寿辰……这就是我带给他们的‘礼物’！”付原的眼泪从他白皙的脸上流下来。“我爸我妈一生忠厚老实，勤勤恳恳，他们从来不奢望子女做大官发大财，只希望我和姐姐能踏踏实实地做人，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而我不仅没有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要求，还把奇耻大辱强加给两位善良的老人。”
付原说，他之所以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如此刻苦，就是因为他知道父母的心愿。现在他最高的追求，就是在父母亲的有生之年出狱。为了这个目的，他能够承受任何痛苦，忍受任何劳累。
■他的表现与其他的罪犯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改造和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把时间都用在看书学习上了
“我用自己罪恶的双手，无情地剥夺了一个年轻的无辜女性的生命。正是由于我的犯罪，使得一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失去了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母亲的疼爱；是我，使得年过花甲的老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爱女；是我，造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我的犯罪，使两个家庭被无情地摧毁，更使受害者的家人永远笼罩在丧失亲人的悲痛之中。我的罪行所造成的恶果，是我用一切行动，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无法补偿的。”这是记者在付原入狱后写给狱方的《认罪悔罪书》中读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罪恶的深刻认识和真诚忏悔尽在其中。
正因如此，付原在狱中不仅能够完成管教交给的所有任务，同时他还利用参加劳动改造之余的任何自己可以支配的分秒时间，取得了其他服刑人员没有取得的成绩：他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为全市通过课程最多的服刑人员之一。他响应监狱号召，真正“变刑期为学期”了。
付原的管教队长告诉记者，付原在狱中的表现的确不错。他曾在某重点大学读过书，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虽然他犯了罪，但他的表现与其他的罪犯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改造和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把时间都用在看书学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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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付原对记者说，狱中自学，的确要克服许多外边拥有自由的人无法想像的困难。他所报考的“国际贸易”专业与他入狱前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理工科）丝毫不搭界。他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但是他必须付出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辛苦和劳累。因为在狱中他所接受的是强制性的劳动改造。他只能利用有限的娱乐和休息时间看书学习。付原说狱中的学习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他的精神力量都是第一位的，精神力量之伟大一般人无法想像。 记者从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自考办公室获得的信息，北京市自学考试每年的平均及格率约40%左右。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通过高自考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对于一个在狱中的服刑人员，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变刑期为学期”使付原获得了直接而又实在的收益：1999年，他计分考核累积5400多分，2000年他计分考核累积7300余分。到目前为止，付原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已经通过了31门课程。其中完成“国际贸易”专业本科课程24门之外，他又报考了法律专业，已通过了7门。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为了鼓励服刑人员积极参加学习，明确规定服刑人员通过一门自学考试，可以加200分。虽然付原没有仔细计算过自己参加高自考得了多少分，这些分给他减了几年的刑期，但是他在狱中获得减刑的期限是全监
狱最高的之一。他实在的收获令服刑人员羡慕。除此之外，他还在学习中获取了新的信息，为自己将来出狱做好了知识准备。
■他失去的是自由，他无法自己去跟除了管教和自己的父母以外的任何人联系
付原说，早在2002年4月，他就完成了国际贸易专业的专、本科段的全部课程，但直到今年年初，他才下决心写论文。他不是不想写，而是觉得在狱中写论文太困难了。他上过正规大学，写过毕业论文，一篇学位论文的完成要经过多少程序，付出多少精力他心知肚明。可是在狱中，联系论文指导老师、查资料、定选题、拟提纲、充实论文内容、请老师修改、定稿、答辩等一系列的环节，他几乎都不能独立完成，因为他失去的是自由，他无法自己去跟除了管教和自己的父母以外的任何人联系。
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付原的父母亲跟监狱教育科的魏海燕老师取得了联系。魏老师当即答应跟有关部门联系。
北京市考试院自考办的郑启明科长告诉记者，自考办接到魏老师的电话以后，非常重视。在他们看来，服刑人员参加自学考试已经不是新闻，但是在监狱举行论文答辩并不多见。北京有史记载的，曾经有一名正在上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被判入狱。到了监狱以后，那名学生开始参加高自考，报的是他上大学时的所读的数学专业。因为他曾在正规大学学习过几年，一些基础的课程已经学过，在此基础上他顺利地通过了各门课程的考试并写了论文，通过答辩。而付原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入狱前已经获得了工学士学位，他入狱以后所学的专业与以前没有丝毫关系，等于在狱中他又自学了第二个本科专业。经商定，自考办决定破例为付原的论文答辩进行资格审定并办理相关的答辩手续。同时由自考办有关人士负责为付原联系论文指导老师。
几天之后，付原得到魏老师的回话，论文答辩的一切事宜基本办妥，指导老师也已确定：由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的许文凯教授担任。
许文凯教授说，作为教师，他指导过的学生数以百计，但是指导一名罪犯写作论文在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他从心里对付原的犯罪感到惋惜，同时没有想到曾经犯过错的年轻人在狱中服刑改造时，同样会有的学习机会。
■为使儿子完成论文，年近70岁的母亲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和图书馆，帮儿子查找了大量的参考书和参考资料
客观条件的限制，许文凯教授对付原的指导也只能由付原的母亲从中传递。也就是说，在论文答辩之前，许教授并没有机会见他所指导的这名特殊的学生。他对付原的全部指导都是通过发E-mail给他的母亲，再由母亲转交到监狱……最后由教育科的魏海燕老师交给付原。
许教授说，付原之所以顺利地完成论文的写作并通过了论文答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位伟大的母亲。为使儿子完成论文，老人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和图书馆，为付原查找了大量的参考书和参考资料。不仅如此，她还不辞辛苦，跑很远的路代替儿子去对外经贸大学听各种辅导课，每次听课她都要全部录音，同时认真记笔记，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回家之后她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整理录音和笔记，然后再倒几次车来到监狱，交给魏老师。
魏老师说，看着年近70岁的老人为儿子奔波，她从心里感动。因为魏老师的家住城里，每天她乘监狱的班车进城，然后坐地铁回家。于是，她对老人说：“干脆找一个离地铁近的地方，把需要交给付原的材料交给我，由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交给付原，这总比您往郊外的监狱跑近一些”。那一段时间，五棵松地铁口，成了老人与魏老师交接资料的“联络点”。老人家对魏老师的感激溢于言表。魏老师说，虽然从身份上来说她是监狱的管教干部，老人是服刑人员的家属，但是，她真的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老知识分子的纯朴和为儿子付出的那种没有商量的母爱。老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自考办的郑启明科长说，付原母亲为狱中服刑的儿子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所有母亲都能做的。能够准确地将老师对论文的指导意见和修改意见转告给儿子，是付原母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才能完成的。
作为记者，我非常想采访付原的母亲。可以理解的原因，那位母亲拒绝了。我问付原：“听到你的毕业论文获得'优'的时候，你母亲是不是激动得哭了？”付原说没有。自从他被捕入狱以来，母亲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流过眼泪，无论忧愁还是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