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多人。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问题也不断暴露。3月25日，“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上海召开。会上，各位专家对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发表了观点，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献智献策。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是难以持续的。”

　　陈锡文解释，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速度）等。陈锡文的看法反映出部分诸多人士对于“城市化与市民化不协调”的担忧。

　　除了低成本的因素难以为继，陈锡文还提出，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明显地表现出集约性不够，单位面积产出和发达国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在不断减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此亦有同感。杨伟民说，城市化率提高，相应的，城市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亦称，总的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比，仍然明显滞后，不仅结构上低于多数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同时城镇化的质量也亟待提高。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认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值，这个比值要控制在1∶1.12之间，因此，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要加强规划的引领。

　　胡存智表示，扭转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状况的办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加快人口集聚，第二是控制城镇用地规模的过快扩张。有必要通过研究制定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指标体系，建立节约用地的标准和评价制度，以提高城镇的集聚水平。胡存智还称，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20年的数据来看，城市建成区快速增长，但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造成了城镇过度扩张、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此外，他还表示，城镇要健康发展，要加强对城市土地扩张过快的管控，如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极限等，通过这样的规划来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可设立城市的发展边界和有条件的建设区，以优化城市布局、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

　　关于城镇化与土地的问题，杨伟民表示，应该控制土地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构建城市化发展格局，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他指出，城市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移成城市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的一个过程。所以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而要实现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方面是要控制开发强度。要有节制的进行用地开发，不能把宝贵的耕地、绿色空间都变成水泥地，控制开发强度，保持必要的绿色和生态空间，这些才能够说，我们提高或者说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二要调整空间结构。空间结构是指一个区域结构当中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等不同类型的空间在国土资源开发中的反映，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在空间上的一个载体。杨伟民认为，空间结构调整主要的方向应该是有序的拓展必要的生活空间，当然主要是城市的居住空间，保持农业生产空间，这个必须要保持18亿亩的耕地，要严守。第三是构建两横三纵城市化发展的格局，国家将在战略层面上推动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

　　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则指出，真正想发展城市，推进城市化，保持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实应该相对的放弃以产业为中心的城市化经营，而变成提供城市本身的基本功能。城市本身的基本功能，按照蔡昉所言，即“城市本身要为聚集的人口提供生活服务，这是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城市本来的功能。”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和放宽户籍限制

　　在目前，尽管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去年年底农业户籍人口为9亿3千5百万。因此，51.3%比例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要砍掉1/3，也就是在目前的城镇人口里面，至少有1/3的人还有一个成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解决城乡发展和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诸多问题。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说，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实现三个目标：第一，要城乡规划发展要求一体化，要城乡统筹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二，要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一体化。第三，要实现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最核心、最紧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要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彭森特别强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

　　彭森坦言，现实的征地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带来了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矛盾，以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不够，和建设用地粗放的问题。“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有必要，我们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受益中的分配比例，必须以保护农民利益和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加快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

　　对此，彭森提出，还要着眼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短期上，要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同时稳步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更好的融入城市。从较长的时期看，则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以及保障住房、就业服务等为重点，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统一和服务水平的基本均衡。

　　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关于人口城镇化问题，不仅是当前的城市中1/3的人要转化为城镇人口，未来城镇化的发展空间也会让更多农村居民成为城镇人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在发言中指出，根据研究，今后20年还是处在一个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接近7亿，是6.9亿。今后20年，起码还要增加3亿人。也就是，到2030年，中国至少有10亿人，会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促进农民工，促进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最后终结农民工现象”。

　　韩俊指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其实就是解决四个问题，核心的四个问题。第一个，工人一定要融入企业。第二点推进实行居住证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三点，就是要分类调整户口的迁移政策，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地有序落户。另外中国这么庞大的城乡移民，光靠沿海经济带，光靠少数大城市，光靠少数几个城市圈，根本是无力承受的。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还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就近到中小城市成为市民。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认为，中国的农民工要融入城市，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户籍问题。第二个既有利益阶层的不同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户籍放开之后，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冲突，其中就表现在老市民，对新来者抵触、排斥的情绪。”除了制度安排之外，黄守宏指出，还有农民工生活的城市社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