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全国MPA教指委领导，尊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各位老师：
　　今天，我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代表自己和我们学院海归的教师们，结合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谈谈对国外MPA教育现状的体会。作为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与MPA教育，自1998年左右开始论证，2001年正式启动，至今已有将近十年的历史。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主要是以学习和引进国外MPA教育的教材与经验为主，通过“拿来主义”的探索，充分结合本土资源，开创在中国的公共管理职业教育的道路。一路走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大、人大、复旦、中山等综合性高校依托其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等学科的深厚历史，成为中国MPA教育的重要力量；以清华、中科大等为代表的理工科大学从无到有地建设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并且在国际化等方面锐意进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外、传统的财经类、政法类高校以及很多地方高校充分结合自身学科资源，在建设特色化的MPA教育等方面也硕果累累。十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从国际上来看，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各国的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也在努力调整适应这一趋势。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与国际化程度来看，三十年来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需要公共管理学界的积极参与探索。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人口结构的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也对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科学发展观”，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推进善治（Good Governance），如何更科学而民主地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如何培养更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专业化的公共管理能力、以及公共服务精神的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人才，已经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这一切对于发展历史还不到十年的中国公共管理学院来说，在教学与科研上均是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在大力引进国外教材、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已经认识到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框架、经济结构与社会现实，公共管理职业教育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经验和模式。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在融合国外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结合中国本土资源进行知识创新、满足中国公共部门的知识需求、并且进一步把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同国际公共管理学术界交流等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界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个人认为，在今后，在借鉴国际学术标准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知识创新提供既符合科学研究规范又能够满足中国本土需求的公共管理知识与教育，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天，我将主要就国外MPA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意义，谈谈我个人的认识与理解，抛砖引玉，与各兄弟院校交流与探讨。
　　一、   国外MPA教育的演变与现状
　　公共管理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在20世纪二十年代首创公共管理项目，从那以来，公共管理教育在北美以及欧洲、亚洲逐步兴起，在教育模式、学科基础、办学导向、师资建设等方面经历了诸多的演变。
　　第一，从教育模式的演变来看，公共管理教育进一步走向两分化（多元化？）与专业化（Diversific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从历史上来看，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经历了诸多的模式。最开始出现的是公共管理或者公共行政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公共事务硕士(Master of Public Affairs)，公共政策硕士（Master of Public Policy）等。此外，在少数国际一流商学院（如Stanford, Yale, Northwestern）的MBA教育中也开设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或者非营利管理（Nonprofit Management）方向。时至今日，公共管理教育在教育模式上仍然是百花齐放，没有统一的办学模式。但是，可以明确地是：在国际上特别是北美知名的公共管理学院里面，作为公共管理职业教育的两个主要分支，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硕士（MPA/MPM）与公共政策硕士（MPP）的发展方向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尽管这两个方向也仍然还共享一些核心课程。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MPA更多地做公共管理前台的工作：领导团队、管理事务、执行政策；而MPP更多地从事后台的工作：政策的分析、制定与评估。在很多学院，MPA或者MPP学员通常还会选择具体的政策或者管理领域。在公共政策里面，有卫生政策、环境政策、反恐政策、教育政策、社会政策等领域；而在公共管理里面，则有公共部门管理、非营利部门管理、人事管理、公共财政与金融、土地管理、电子政务、卫生管理、国际发展等领域。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结构/功能的复杂化与具体化，也适应了整合社会对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具体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北美的公共管理学院，不管是公共管理硕士（MPA）还是公共政策硕士（MPP），主要是职业教育，基本上不培养学术型硕士（MA/MS）。（因此一般不要求撰写论文。）此外，在博士这一个层面才会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位于研究性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才提供纯学术导向的博士项目（Ph.D.），而在本科层面，也只有部分院校提供公共政策或者公共管理的本科教育，有一些还主要以辅修模式为主。这一教育模式，有利于公共管理学院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那些正在或者将要进入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学员身上。或者说，有利于公共管理学院把主要的资源放在职业教育上面，这也完全符合公共管理学院作为职业教育学院的本义。
　　第二，从学科基础的演变来看，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进一步走向学科交叉化与学院特色化(Interdisciplinary and Specialized）。公共管理最早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融合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但是目前在国际学术界，主流的共识更多地是把它看作成为一个大的领域（field），而不是一个纯粹学科（discipline）。从近年的经验看，在公共管理学院、特别是在以政策研究为主的学院，经济学的范式影响逐渐扩大。但是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也依然在公共管理教育与科研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在复杂的公共政策与管理问题上，交叉学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在环境、反恐、公共卫生、电子政务等政策与管理领域，往往还有来自于科学与工程研究人员的合作。从学科特点来看，国际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在学科基础和研究方向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采取全校办MPA项目的方式，教师来源于全校不同系，但是在课程设置上突出定量分析与经济学的应用，同时也为MPA学员提供在国外一流公共管理学院交流学习的机会。[1]日本的MPA教育历史比较短，但是许多MPA项目的教学都重视政策分析类课程的地位，在选修课程里面提供大量不同政策领域的选修课程，以满足学员的需求。[2]而纵观美国排名前十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们找不到特色相似的两所。哈佛肯尼迪学院的MPA教育强调以经济学为主要的学科基础，注重用经济学定量方法来研究公共政策，长期以来甚至不愿意接受以公共行政和政策分析为主导的全国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联席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的MPA项目认证。锡拉丘兹大学的麦克斯韦尔公共管理学院则包含了多个社会科学系如经济/历史/社会/政治学/人类学等，基本上是社会科学学院的架构。印第安纳大学在环境政策方面具有卓越的声望，乔治亚大学坚守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的传统，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学院强调国际事务与公共事务的融合，而加州伯克利的公共政策学院则严格强调定量分析培训。南加州大学的政策规划与发展学院在大都市治理、卡耐基梅隆大学亨氏公共政策学院在科技政策、信息技术政策与管理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可以说，每一所学院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特色，做大做强。
　　第三，从办学导向来看，公共管理的教育在同时迎接全球化与本地化（Globalizaiton and Localization）的双重挑战。传统上来讲，公共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视本国事务特别是中央政府事务的学科或者领域。但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化时代里，公共部门如何面对不断变化的治理挑战，已经成为公共管理教育不变的主题。以美国为例，21世纪以来， 911事件的发生，“安然”等巨头企业的丑闻，卡崔娜飓风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政府救灾的不力，都对美国政府与社会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美国公共管理学界也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公共问题的形成机理与解决机制日益复杂化，如何迎接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的挑战将成为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界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关于协作式网络治理(Collaborative Network Governance)、公私部门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非营利部门管理(Nonprofit Sector Management)、危机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等方面的研究也成为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课题，而且相当一部分研究和教学都关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地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社区的治理。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比较熟悉的美国南加州大学政策规划与发展学院为例，该院曾经是美国最古老的公共行政学院之一。公共管理研究生方向分为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两个。在1998年与该校城市规划学院合并之后，逐步确立了新的使命，以“治理、地方以及社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governance, place and community, in a worldwide context）。[3]近年来，该院在与洛杉矶大都市区相关的重要政策议题如拉美裔人口政策、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房地产经济、卫生政策与管理、大都市交通政策、城市规划、反恐政策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该院也积极推行国际化的战略，仅仅在中国大陆，该院就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大学进行了多次学术与教育的交流。
　　此外锡拉丘兹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国际一流也与中国一些高校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双方院长和教授互访，合作研究 ，在关注全球公共事务的同时，美国很多公共管理学院与公共部门特别是本地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注重本地资源，而学员常常具有政府或者非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专业能力，也能在接受MPA教育的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充电与个人提高。
　　第四，从师资队伍的建设来看，国际知名的公共管理学院越来越强调教师的科研能力与论文发表记录（Research and Publication）。在国际上特别是北美知名的公共管理学院，尽管有很多政府官员担任客座教员授课，但是终身轨的教授仍然是学院教学与科研的主导力量。这些教师通常从国际一流院校取得博士学位：有些是从传统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获得学位，也有从交叉类学科如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卫生政策/公共卫生等学科取得学位。近年来，北美主要的公共管理学院越来越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在一流刊物的论文发表纪录。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常常会要求教师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子领域最好刊物的发表，如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公共政策领域的《政策分析与管理》（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财政预算领域的《公共预算与金融》（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等等。此外，学院也非常重视教师在传统学科的顶级刊物的发表以及外部科研经费的获取能力。总之，作为公共管理知识与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公共管理学院越来越强调教师作为知识创新者和科研人员的角色，从而最终更好地满足公共管理职业教育对象—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知识需求。
　　二、   国外MPA教育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启发
　　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发展的现状与动向，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相应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展公共管理教育名校各具特色的局面，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教育尚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这表现在：
　　第一，从公共管理教育或者硕士项目的设置上来看，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主要还是侧重行政管理教育，而同样重要的公共政策职业教育上没有显著的进展，尽管有少数高校在公共管理下面业开设了公共政策方向，但是往往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并没有配备足够的教学与科研力量。而欧美、日本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对公共政策专业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已经非常显著。目前的这一设置，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中国的学科设置与国外体系的区别有关。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的的发展，已经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教育提出了巨大的需求，而现实的设置有没有及时反映这一需求。例如，在中国公共管理教育中，有一些在传统上公共管理教育的核心课程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公共财政管理(public finance management)专业上，国内的定位有偏差。在国内的学科体系中，财政学科只被纳入在应用经济学学科中；而在国外，除了在经济学学科中占一席之地之外，公共财政管理更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美国公共管理领域对公共财政的重视，从下面一些事实可略见一斑。美国大学公共管理20％以上教授的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美国五所顶尖的公共管理专业中（锡拉丘兹，哈佛，印第安纳，普林斯顿，乔治亚大学），三个以公共财政为主要特色。美国几乎所有的MPA项目都将公共财政课程定位为核心课和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帮助MPA学生全面了解政府运作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机制，特别是公共资金的各种来龙去脉。这一课程对于培养公共部门的财务官员尤其重要。这一点，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公共管理学界所接受。随着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以大大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政府如何收税以及管理公共开支，实施科学有效的公共财政政策，将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预见：中国公共管理会需要更多的公共财政政策人才，将纳税人的钱管好，用好。而从更宏大的公共管理视角来看，为了更加科学、民主与有效率制定并实施公共政策，我们将有必要培养更多优秀的公共政策人才。
　　第二，从学科基础来看，国内一些公共管理学院对于经济学以及定量分析方法的教育尚有待加强。国外著名大学在强调实践性教学的同时，对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像美国、日本的大部分大学尤其重视经济学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思维方式的训练，强调用经济学基础理论来分析公共政策、用管理学理论分析管理案例，而且，定量研究方法基本上都被列为MPA的核心课程。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公共管理硕士的教学对经济学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方法，重视程度还不够。但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很多问题，不管是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卫生管理，还是教育管理，土地管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往往都离不开经济学的分析以及定量的分析。经济学基本训练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训练有助于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对市场机制和资源分配的了解，对效率与公平的客观认识，避免以主观愿望出发而违反经济规律。在定量分析方法的训练上，虽然我国已经有所尝试，但国外公共管理和MPA教育不仅早就注重基础性的统计学定量分析方法，而且越来越多应用前沿的计量经济学和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美国日本公共管理和MPA课程设置中，定量分析即统计和多元回归都是必修课。近年来国内公共管理科研方面，在数据分析、统计、计量分析常规定量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对一些前沿手段如用数理模型做政策模拟等方面，和国外还有较大的差距，而这些手段，在公共管理中又是十分重要的。定量分析作为我国MPA的必修课，去年年底之后，教指委将这门课程改为社会研究方法，由各校自己掌握内容。但是，基本的定量方法，即统计和回归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还应该要求MPA学生掌握的。这是因为，第一，大量的公共政策牵涉到数量问题，作为MPA，PPA，应该懂得分析原因结果的回归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包括美国和日本的所有MPA教育，都将其定为必修课；第二，这是训练科学思维的办法；第三，其实对中国学生并不难，如果愿意花时间的话。美国的很多MPA学生，进校时连代数的通分都不懂，因为是必修课，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这些课。中国MPA学生，即使是文科的，数学基础比大部分美国MPA学生要好。一些MPA的学生在这方面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教指委定为必修课，同时教学课本的设计必须深入浅出，只要高中代数基础的背景就可以，我相信绝大部分MPA学生还是可以掌握基础定量方法的。   
　　第三，从办学导向来看，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与本地需求的挑战上来看，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还有很多值得加强的地方。近年来，很多公共政策和管理的问题其成因往往具有复杂的国际因素或者本土因素。例如，在环境保护领域，一方面国际环境政策的变化对于国内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本土公民的环境关注程度和利益诉求也在上升。多种因素的介入，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大。此外，在卫生政策如艾滋病的防护、能源政策、劳工政策等诸多领域，问题往往都是全球性的问题，也使得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治理挑战。近年来，在公共投资、环境保护等政策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与决策初衷适得其反、不尽人意的后果。在这样的现实挑战面前，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本土实际的公共政策与管理人才，越显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公共管理教育有必要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以应对全球化和本地需求的挑战。在继续加强行政管理学科的同时，也有必要一步加强新兴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领域的力量，如卫生政策、科技与环境政策、能源政策、房地产经济、非营利部门研究、社区治理、国际公共政策等领域，但也要坚持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与此同时，更要努力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来解决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问题方面。在这一方面，中国公共管理学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从长期看，中国政府将面临城市治理，国际化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这些将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界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与管理研究的课题。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充分结合本土资源，推动教学，科研和政策服务互动，在公共政策教学和研究作出特色。通过强公共管理教育与公共管理实践衔接，更好地提高我们的MPA学员应变公共治理挑战的能力。 
　　第四，打造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必须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而在师资建设上，我们与国际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尚有较大的差距。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界通过加强与国内外交流和科研资助等多种方式，一直在努力提升现有师资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教指委每年都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培训MPA师资，加强各校之间的交流，各校也在中央及地方的支持下，连续不断派遣老师到国外名校学习MPA课程与发展经验。同时，不少学校一方面尽力聘请学者型官员担任MPA教师，为MPA研究生授课、担任MPA指导教师，另一方面安排教师到政府部门挂职，以让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获得政府管理的实际经验。但是，从科学研究的标准来看，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在自主知识创新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在公共管理的国际主要期刊上，来自国内的文章还很少。不象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等领域，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此外，我国MPA教育目前与政府管理工作的衔接尚存在较大的距离，一部分MPA教师缺乏对政府或者非营利部门工作内容与流程的了解，或者个人的研究课题与所教授的课程存在脱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外行”给“内行”上课的现象。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来看，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批既具有海外公共管理教育与科研背景，又熟悉中国政府运作事务与社会现实的研究型师资队伍。他们在公共管理教学中可以熟练使用中英文授课，并且在国际公共管理一流刊物经常发表具有理论与实践贡献的研究论文，同时又可以熟练应用中国的具体问题。在这一方面，国内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同行们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近年来，除了北大CCER,光华、清华经管学院等早有大量海归，上财经济学院近年来已经引进20多位海外著名院校毕业的博士。复旦、上海交大、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兄弟院校的经济系和商学院也一样激烈竞争。这些海归学者和国内学者结合，将经济学教学与科研，逐步推向与国际接轨的水平。目前，国内一些知名的公共管理学院已经有一些海外留学归来的人才，特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中山等高校已经有一批颇有建树的海归人才储备。我们学院上财在海外招聘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三年来从美国引进公共管理相关学科7个博士，日本1个博士，另外特聘教授1个。我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与科研水准的全面提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教育与科研的国际化，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各位，在全球化的时代，MPA教育既要有清晰的国际化视野，也要有明确的本土化导向。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公共管理学院在科研与教学上将长期面临着国际一流公共管理学院的相对优势，而中国众多公共管理学院之间的竞争也将日益加剧。从国外一流的公共管理学院以及国内一流的经济管理学院的办学经验来看，坚持国际化的学术标准是打造世界一流管理学院、培养世界一流管理人才的必经之路。我们更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将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丰富的本土资源与强大的本地需求，从而使得我们有可能发现可以一般化的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成果与知识，为国际公共管理学术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近年来，我们学院就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完善传统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财经特色，瞄准国际标准，全面推进公共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大规模引进海外人才，全面提升本土师资力量，以及积极应用现代公管理论和定量分析手段为上海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政策服务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但是也有很多摸索和反复，希望能够在这次会议上与兄弟院校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和学习。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