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主任王勇履新后的首件大事即是面向全球招聘央企高管。此举虽是原有工作的延续，却释放出管理层热望央企竞争力提升的信号。
　　在市场经济信念和市场机制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普通市场主体对握有巨大政策和资源优势的央企可谓既爱又恨。而中国作为全球唯一设有国资委的国家，在当今各国的经济治理机制中也是极具特色的。毋庸置疑，在谈到公平竞争和福利分配时，谴责央企对资源的垄断进而造成竞争起点不公平以及福利分配不公的人，显然远远多于支持者。但站在整个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央企作为国家力量的象征以及履行国家责任的最有力主体，不仅有着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还需做大做强。
　　令人担忧的是，国内某些深受产权理论浸润的人这些年来一直在鼓吹央企应该进行私有化改革，有的人则打着漂亮旗号，鼓吹将央企股权直接分给普通民众。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草根意识和关怀气质，也格外有诱惑力，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看看俄罗斯在叶利钦主政时期启动的“休克疗法”就很清楚了。俄罗斯为此支付了巨额学费，以至于今天的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尚在还债。而放眼世界，即便是最不喜欢中国央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个群体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全球500强榜单上，54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其中多数是央企)，超过了2009年43家的纪录。笔者注意到，不少舆论都对上榜央企提出诸多批评，核心意思是主要依靠垄断上位的中国企业缺乏持续竞争力。的确，依靠扶持做大的央企，迟早要告别政策和资源红利，笔者也认为现时不少央企越来越有不思进取的迹象，假如不能着手相关改革，则有可能在构筑竞争优势之前丧失原先握有的比较优势。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假如没有上述这些央企，则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成色肯定会清淡不少。同样，中国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也会缺少诸多力量杠杆。
　　笔者认为，中国要化经济规模优势为实质性竞争力，既需要生命力顽强的民营企业去填补空间，布局世界；更离不开握有政策与资源优势的央企整体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力此消彼长的今天，我们格外应该警惕跨国资本、国家势力对中国央企的打压，更应特别提防国内某些圈子配合国际舆论妖魔化央企的动向。
　　在明确了央企是国家力量工具的重要表现之后，央企接下来的使命依然是通过改革增强国际竞争力。应当说，李荣融执掌下的国资委始终在探索解决央企产权虚置、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求解激励—约束相容等难题，也直接推动了央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但国企改革作为世界上最具难度的经济命题之一，不仅没有太多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也没有通约的经济理论指导。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国企经济体系的国家，改革的约束条件尤其繁杂。简单套用主要基于资本主义治理经验的市场经济规律来启动国企改革，显然无法奏效。事实上，30年来，中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现代经济学的突出贡献，印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提炼出了转轨国家产权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让世人知道，尽管产权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制度安排，它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当市场经济其他的制度有了相应完善的情况下，产权本身才会内生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可以适应市场化，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可以说，中国以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国企改革，为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而关于这个样本的研究，丰富了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由此得出了新的结论。
　　改革没有回头路。今天，100余家央企负责人应当切实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一旦失去政策和资源红利，自己领导下的央企还有多少竞争力？尤其是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三星等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同行还有多少比较优势？从当前企业竞争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技术研发、提升品牌和改进管理之外，顶尖企业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工具来提升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笔者认为，在央企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国，亟须集中海内外关心央企改革的人士的智慧，拿出一套契合央企改革并能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方案来。
　　显然，央企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央企，无疑是改革的方向。而为了使央企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必须给予央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笔者认为，假如国资委主导下的央企改革能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十年，中国打造出 5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央企并非不可能。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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