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朋友推荐我看一本时下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重大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丁•贾克。书中依循“中国威胁论”，向世人提醒，中国的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含义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的，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文化的辐射力量将再度展开，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称霸两百多年的“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主义”，恐将因中国的“文明崛起”受到严厉挑战。今年三月美国《新闻周刊》以这本书为话题发了一篇专稿，标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不过寄居其中》。这篇报导列举了一系列的最新发展，说明中国正在改写全球的贸易、能源、货币、气候与信息的游戏规则。例如，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太空预算大幅缩减，中国成为唯一在太空探索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中国一方面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源，另一方面也将成为绿色科技革命的最大推动力量；中国已经是太阳能和风能设备的全球领导者，正在快速推进制定下一代清洁能源汽车的产业标准等等。时至今日，坊间因“高估”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等仍声声不绝于耳。
　　多年前，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棒杀”和“捧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西方部分学者和民众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但与中国威胁论相比，它是一种进步，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的提高。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面对世界的关注，如何能主动和科学的管理好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何定义和承担中国责任。
　　责任在《辞海》里有两种含义：一是分内应该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该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何为中国分内之事？中国的庄子曾在《天道》中讲到：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也就是说虚静便能无为，无为使担任事情的人各尽其责。我很是欣赏各尽其责说法的，中国的未来在于中国的自身，中国的责任在于中国的智慧。
　　从中国经济来看，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内涵。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这种贡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这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探索，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一种新的选择。已99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多次说过：“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正因为此，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词中，科斯强调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以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但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变化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第三，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沉着应对、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2009年第一期《外交》杂志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哈罗德•詹姆斯撰文认为，今日的中国犹如1930年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中国有资格给美国上一课。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调控水平，实现保障民生。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热土。
　　从全球治理来说，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外延。即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必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日本的9.25%。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近650万人之多，几年下来仅需要安排的大学生人数就要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我们要清醒认识我们的国情和国力，既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去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做出超出我们能力的承诺和行动，在叫好声中被“捧杀”。而关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出路，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谁都不能用美式霸权主义的损招，主观、武断、简单的提出用人民币升值、碳关税、贸易壁垒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让中国为个别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监管治理的缺失等自身种下的祸根“埋单”。事实上，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列的“中国责任”清单中，一方面许多诉求已明显超越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很轻松地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正如美联储前高官维森特•莱恩哈所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典型的“瓦漏怪椽子稀”做法。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看到，我们强调我们要发展、外界要求我们负责任，这种视角差造成了中西方对中国责任认识的巨大反差。要更长远地、更积极地、更有建设性地理解“中国责任论”，其语境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中国责任论。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在政治上渴望中国能够成为制衡国际霸权的积极力量，在经济上希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分享收益、分享经验。而一部分最不发达国家则盼望中国扩大援助规模。还有一种是非善意的中国责任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国际新秩序。事实上，中国对待善意的中国责任论，一直坚持和践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理念。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的“国际责任”，我们积极承担。例如，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减免非洲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参与维和、反恐等等。但是，中国责任决不是一种被强加、依附于别国的所谓责任。我们的责任明确而清晰：共担责任、责任均衡。它既是维护和保障中国核心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的责任，又是推动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责任。这种均衡责任观是中国智慧下的一种和谐，一种天道。绝不是佐利克先生曾在2005年大谈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所必须肩负的那种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战略责任”、“外交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和“政治责任”。
　　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金融动荡之后，其财长科纳利曾对国际社会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是你们的问题”。如果国际社会某些人认为这句话还是至理名言的话，那就一定会再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