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合作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1954年至1955年春为第二阶段。由于合作社优于互助组，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发展是健康的，也有一些地方发展过快过猛，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中央及时调整步伐，保持了稳步前进的势头。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为第三阶段。农业合作化高潮加速到来，出现了超高速发展状况。1956年底，人社农产达1.17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87.8%，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5亿多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缺点和偏差。

　　手工业合作化的步骤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期受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也出现了发展过快、合并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等不利于手工业发展的缺点和问题，致使某些手工业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某些服务行业合并过多，使人民群众生活不方便。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是个别企业乃至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其整个过程有三个阶段：1953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通过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经销代销，使它们的生产和经营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4年至1955年夏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实行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使之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秋至1956年为第三阶段，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写实现了公私合营，表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改造企业和改造资本家相结合，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由序言和4章组成，共106条。它的主要内容是：

　　(1）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2）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3）具体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4）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组织、职权、自治权限等。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暂代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表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我国业已建立。

　　六、“大跃进”运动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是在总路线指引下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尝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不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有必要在生产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开始。先是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随后又不断提高和修改粮食生产计划。高指标带来高估产，并引发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8月6日，报纸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放出的小麦亩产1052.5公斤的“卫星”。以后，“卫星”越放越大，甚至浮夸到小麦亩产高达4292.5公斤，水稻亩产65217公斤。高产典型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计划发射“高产卫星”，一亩红薯60万公斤、一颗白菜250公斤，一亩小麦10万公斤，一亩皮棉2500公斤。各种完全违反科学规律的所谓“卫星”上天，使人们的头脑更不冷静了，粮棉产量指标越定越高。1958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将“二五”计划末（1962年）粮食产量从2500亿公斤增加到7500亿公斤，棉花从4800万担增加到15000万担，严重脱离了实际。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北戴河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我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产1倍以上，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从现在起必须加强对工业的领导，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的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这个决定和号召，把工业大跃进推向高潮。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剩下4个月要完成620万吨。为达到这个目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上下一切部门为生产1070万吨钢“停车让路”。于是，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炼钢运动迅速掀起。实际完成情况是所产“00多万吨土钢，基本上不能用，合格的钢产量不足800万吵，不到原计划的3/4。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出发点是要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富强起来，因此广大干部群众拥护“大跃进”，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成果，如在农田水利建设、基础工业以及内地工业等方面。但是，“大跃进”运动不但没有加速发展生产力，反而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首先，它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还缺乏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思想准备不足，背离了党的八大提出的正确的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其次，它说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快速发展生产力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打仗，也不同于土改，它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愿望搞群众运动很容易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经济平衡的破坏。再次，它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跃进”运动是在不断批判“右倾保守”几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发起的，甚至提出“真正的左比右好”的口号。“大跃进”中违背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七、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而兴起，它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企图通过人民公社化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是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提出的并小社为大社。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认为农业机械化可能很快实现，社小了不能使用；办了大社，农业社也可以办工厂了。会后，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文件，在全国掀起了并大社的运动。8月上旬，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山东时又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并大社运动迅速转变成直接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仅在2个月内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最突出的特点叫做“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全国平均每个公社合并28个合作社，基本上是一乡一社，还有不少是几乡一社，甚至一县一社；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把合并起来的几十个合作社的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实行统一的财务核算，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统一归公，甚至生活资料也一并归公。此外，还实行了大兵团作战的劳动生产方式；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免费吃食堂饭、上幼儿园、人托儿所、住养老院的集体化生活方式；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

　　人民公社化的实质就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平合理的社会。但是，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只能是一种超越阶段的空想，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二是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了13.6%,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了16.2%，结果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

　　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问题，曾在1958年底一度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纠正的措施，但是，1959年7、8月间在庐山召开的会议再度助长了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经济工作的“左”倾错误，但是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系统地总结1958年下半年以来的成绩和教训，受到毛禅东的尖锐批评，随即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转向反右倾。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它不仅中断了纠“左”的过程，而且把阶级斗争引人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严重损坏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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