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条件下，领导者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借助于现代智囊机构。智囊团提供的备选方案都经过了科学论证，是领导者在决策活动中的“外脑”，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与作用。

　　第一，调查研究，积累资料，预测和评估，充当情报信息机构。决策部门考虑某项决策时，必须收集、加工有关该问题的大量可靠的情报、信息、数据，还要掌握有关的背景材料、预测发展趋势的各种资料，作为决策的科学依据，智囊机构正式需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智囊机构除了收集整理信息外，还要分析、估计形势，对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行预测和评估。

　　第二，出谋划策，为领导决策提供备选方案，充当参谋咨询机构。现代领导的决策活动，不仅在于少数领导者集体商议，拍板定案，更重要的还在于进行超前的决策。决策者把某项决策的咨询委托给智囊机构，智囊机构的研究人员就应组织智囊人员作系统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后果，。其结果就是提出若干个备选方案，说明方案的依据，进行充分的论证，为决策提供得力的咨询。

　　第三，反馈信息，为决策的修正和追踪提供可靠根据，充当信息反馈机构。现代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信息的多次反馈，才能逐渐接近目标。这就需要反馈系统及时追踪决策活动中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偏离，及时反馈到决策中枢系统，以利于领导者对原有决策进行调整、修正，一旦出现大的失误，要果断进行追踪决策。

　　3、重视发挥智囊团在领导决策中的作用

　　在现代领导决策中，必须高度重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领导者要作出科学决策必然要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不依靠智囊团的领导者，很难作出科学决策。各级领导者必须把智囊团的工作看成领导决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发挥决策智囊团的作用。

　　第一，要多形式、多层次地广泛开展决策咨询。在智囊机构中，最主要的是独立设置和由党政领导机关设置的专门决策研究机构。它承担着复杂的长远的战略性决策项目的研究。另一种重要形式是聘请各种兼职人员参加的综合性和专业性咨询顾问机构，可以定期不定期地召开咨询会议或开展其他咨询活动。重要决策应采取多样化的社会咨询。除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外，个人咨询也是社会咨询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用民意测验、征求合理化建议、出题目征求对策和适当组织讨论等形式，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多形式、多层次地广泛开展决策咨询，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二，要正确处理领导者与智囊人员的关系。必须明确领导者与智囊人员各有所长，相互不能代替，而是相辅相成的。运用智囊人员之长收集信息资料，准备多种方案，进行决策工作，这对决策科学化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领导者毕竟具有纵观全局、深谋远虑、富有经验、善于判别的优势，这是拍板定案所必备的条件。特别是带有风险性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的决策，更需要领导者的知识、经验以及胆略和胆识，这是任何人所无法代替的。

　　第三、要切实端正领导者对待智囊人员的态度，为他们独立开展决策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智囊人员不同于秘书班子，他们的决策研究工作，不是根据领导者的命令去按图索骥，而是探讨决策的客观规律。领导者要保证他们能够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切忌把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强加给他们。

　　现代领导决策发展趋势

　　(一)从“无序决策”向“程序决策”转变

　　经验决策的最大弊端就是“无序决策”，即没有一定的决策程序，主观随意性很大。科学决策的最大特点是“程序决策”，必须按照一定的决策步骤，采用一定的决策手段，使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般决策程序可分为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制方案、评估选优、组织实施、追踪反馈等几个阶段。发现问题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决策是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开始的，这就要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确定目标，这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一步。目标就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在预测的基础上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为了实现目标，就要拟制方案，寻找达到目标的途径。这一步要求充分发扬民主，经过反复讨论，提出更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对拟定的方案进行评估，进行可行性分析，然后再进行方案选择，还需要经过实施验证，追踪反馈。这一整套科学程序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整体出发，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多方协调，达到决策的最优化。

　　(二)从“静态决策”向“动态决策”转变

　　静态决策表现在除决策的作出是静态以外，在实施过程中也强调“坚定不移”、“不折不扣”，不能有半点改动。动态决策则相反，它要求执行决策不能照葫芦画瓢，在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利用反馈原理，调整、补充、修改决策，使其更符合实际，达到最优的目的。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决策，尽管是按决策程序作出的，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客观情况千变万化，总有与实际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就要求不断地修正决策，使决策行动不断地趋近于目标值。因此，决策并非是凝固僵化的，而应该是动态的，在反复的修正中使之逐步完善。动态决策的另一个表现是追踪决策。追踪决策是指原有决策的实施表明将危及决策目标的实现时，对目标或决策方案所进行的一种根本性的修正。实施表明原有决策有错误，固然要追踪决策，原有决策正确，但当初赖以决策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客观情况没变而主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都不能盲目地继续实施下去，也必须追踪决策。有的领导往往只要是由他作出的决策，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主、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但为了维护决策者的威信，也不愿意实行修正决策、追踪决策，结果导致失误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

　　(三)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转变

　　个人决策表现为凭资格决策，“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科学决策则要求注意发扬民主，发挥整体功能和集体智慧。要实现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的转变，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有一个协助决策的智囊班子。作为一个小单位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智囊班子不可能，但要有一批思想敏锐、有真知灼见、敢于提建议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既是领导联系群众的纽带，又是为领导决策的参谋，对一些技术性强的决策，还要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使决策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二是要形成一个民主、平等、协商的宽松环境。领导者听意见要诚心，不要搞真主意假商量，煞有介事做样子。讨论问题允许唱对台戏，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让大家毫无禁忌，慷慨陈词，畅所欲言，不迷信权威，不屈从个别领导者的意志。三是领导者是决策的主人，不能为群众所左右。智囊班子的建议，群众的意见，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一概接受。只能在全面分析比较中，采纳正确的意见。

　　(四)从“专制决策”向“法治决策”转变

　　专制决策的表现在于独断专行，听不得半点相反的意见。法治决策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依法行政，它的决策程序和内容，必须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进行，所有决策必须保持高度的严肃性，不许有任何随意性，决策失误还应追究领导责任。尽快地实现从“专制决策”向“法治决策”转变，其一是各级领导要牢固树立民主法治观念。只有实行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人民群众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二是各级领导要知法、懂法，依法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加强了行政立法工作，使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些都是行政和决策的法律依据。其三是要加强监督，维护和保障各级领导的决策落到实处。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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