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有人问年至耄耋的费孝通,“费孝通”这篇文章将如何结尾?费孝通说:“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就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费老的话显现了他一生勤耕不辍的学术使命和文化担当,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曲折迂回中,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化一直全力以赴要攀越的一重山呢?
　　1895年,忧心忡忡的严复一口气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四篇宏文。在文章中,他说,人们在世事剧变之中,仍不明了“中西事理”的“最不同”,仅将“西人”看作“犬羊夷狄”,事实上,“西治”的命脉乃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甲午战争一役,满清丧权辱国,士林为之震惊,严复所作中西比较的感慨与论断,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化一种满是伤痛的觉醒。
　　两位思想家所处时代不同,表述方式也有异,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忧患意识却相同。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如何理解他人的文化?两者的特点和利弊又如何?中国文化的来历怎么样?中国文化又该往哪里去?……可以说,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叩击着人们的心灵。
　　从早期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民族觉醒的历程,中国的文化自觉也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成为人们思考国家和民族自强、自立与自信的巨大潮流。无论是陈独秀辨析“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还是李大钊概括“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区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抑或是鲁迅倡导国民性的改造,那一时期文化自觉的努力鼎盛一时,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才有了更为厚重的历史感、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宏大的拓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大解放,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以及其后种种文化自新的努力,一方面继承了前期文化自觉的宝贵意识和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在既有议题基础上,结合新环境、新问题,阐发新思想、新意义,取得了新成就。如果说,过去的文化自觉因民族危亡而起,多有救亡图存、力挽狂澜的激越与急切,那么今天的文化自觉,则更着眼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全球化趋势,更具一番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人类世界的胸怀与气度。
　　当前,我们身处新时代,文化自觉也应臻于新境界。如何处理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如何对待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一直是文化自觉的两个基本面向。前者在时间的纵深上,继承历史,立足现在,朝向未来,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后者在空间的广度上,保持特色,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两个面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民族与世界的交流,中国文化就难有转型的契机,也缺乏转型的资源;没有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化就难以抵挡外来冲击,也无法跟上世界的潮流。
　　沿着这两个面向,我们要开创中国文化的新生命,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导,深刻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正确把握文化的特性和规律,主动担当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发展呈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和阶段的差异性,呈现了丰富的多样化和明显的一体化,呈现了持续的渗透力量和瑰丽的人文色彩;同时,在实践中,我们更加深切体悟到,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和人文关怀,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毫无疑问,这些文化上的新觉醒,体现了我们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高度。
　　新时代孕育新的文化自觉,也孕育新的文化发展,这是同一个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日益突出,作用日渐明显,战略制定、体制创新、政策扶持和经费投入等各个方面齐头并进,实现了新的跨越。可以说,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都展现出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对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吸收,既极大地丰富了自身,又为世界提供补偏救弊的价值资源。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发展,“以我为主”,包容开放,既有“变”的追求,也有“不变”的坚守;既不是根绝传统、变更一切的“全盘西化”,也不是故步自封、自给自足的“文化复古”,十分鲜明地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崭新魅力。
　　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民族,是能够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民族,而一个能够超越的民族,也必能创造富于活力、生生不息的文化新生命。文化自觉,彰显了一种文化意识,也表现为一种文化价值,更落实在一种文化实践。我们要看清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要理解世界文化的利弊得失,推陈出新,博采众长,努力开辟文化的新天地。这,是不容懈怠的历史使命,也是无可推脱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