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捐助，为慈善事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要保证捐助、募集的制度化、长效性与广泛性，除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鼓励更多企业参与捐助外，还要动员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慈善捐助活动中来。慈善事业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三种渠道：一是企业或各种经济组织(实体)的捐献，二是政府财政拨款或援助，三是社会成员的个人捐赠。这三种经费来源在各国的比重虽然不尽相同，但各国慈善基金的主要来源均不外乎这三种渠道。目前，我国企业捐赠的范围很小，个人捐助也十分有限，这是制约和影响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瓶颈性障碍。在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没有过捐赠纪录。我国私人年均捐赠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在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美国，一年数千亿美元捐款中，有80％是个人捐助，而这其中的70％又是来自普通人。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为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38，而人均慈善捐款之比却为1：7300。可见，我国普通人广泛参与慈善事业的意义尤为重大。

　　美国慈善事业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上网捐款日益盛行。据《慈善纪事(The Chronicleof philanthropy)》发表的报告，与前一年相比，上网捐款的数额增长了近150％，据167个慈善组织统计，通过因特网筹集了9亿多美元的捐款。

　　 许多普通人对帮助困难群体的自我责任不明确，认为救助穷人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或者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做善事，自己根本不算富人。由于个体道德感缺失，致使社会上的高尚助人行为也遭到贬斥，表现为主动助人者不仅得不到他人的表扬与肯定，而且还可能受到猜疑与嘲笑，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助人愿望，减少了捐资助人的行为。

　　中国民间慈善活动所具有的浓厚乡里情结和亲族情结，导致了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和内敛性，与现代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开放性、广泛性、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普通中国人只愿帮助亲戚或熟人，这就缩小了慈善对象的范围，妨碍了普通人对慈善事业的普遍参与。

　　慈善是帮助人们摆脱各种困难、抵御各类风险，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途径。“慈”是指长辈对晚辈的爱，“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互助。它关注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及脆弱的社会成员，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其行为主体是群体、组织或个人。它向社会或受益人无偿捐助钱物或提供志愿服务，社会公众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救助。从本质上讲，慈善是一种救济行为，其性质属于志愿性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满足行为主体以奉献爱心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培养人的善良意识，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同时，慈善事业还能有效调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国家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

　　2006年11月至今，全国有7827万人需要政府给予口粮救济，2041万人需要衣被救济，571万人需要治病救济，这是近几年来冬春季节救助任务较重的年份。这种情况仅靠来自政府部门的救助，还不能满足全部需要，社会捐助必不可少。伴随着社会捐赠成为人们的公益共识，社会捐助服务体系日渐完善。目前，国内大中小城市相继建立了2．8万个社会捐赠接收站点，随时接受广大群众的捐赠款物。在2006年11月份的捐赠活动中，许多单位成立了自己的接收捐赠小组，并为一些距离较远的捐赠者提供上门服务。山东临沂市的许多社会人士直接到民政部门进行捐赠。捐赠体系的进步，直接促进了捐赠覆盖面的扩大。

　　在我国，每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完成的。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提出要求、规定数额，由单位领导、党员带头，人人有份，所捐款额则按照级别、职称等级加以限定。如此一来，捐款就不仅仅是奉献爱心，而成了完成任务，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碍于情面，甚至担忧强迫的色彩。虽然每一次大规模募捐的效果都不错，但却并不利于人们慈善意识的培养。慈善事业管理过程中行政色彩过浓，非赢利性的慈善组织缺乏独立地位和自主权，民间捐款被作为政府关怀和救助发放给受助对象，这无论对于捐助者还是受助者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在美国，比尔·盖茨可算得上是慈善楷模，他既是商界精英、世界首富，也是最具善心者，其企业与个人每年的捐赠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在香港，作为一名歌星、影星每年都要举行义演、义唱，并由此受到歌迷、影迷们更加热烈的欢迎、拥戴。目前，在我国内地也在努力树立这样的典型，如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就是要树立楷模，为人效仿。但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些商界精英以及歌坛、体坛明星不仅少有慈善义举，反而其偷税、漏税等不端行为时有曝光。这些人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极大，造成的负面效应也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