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

　　（二）充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军伍的不足，并以“屯种”为主。明律对文武官犯私罪，均按地方远近发各卫充军。罪犯充军伍，故名“充军”。明代充军不以充军为本罪，其本罪有杖、徙、流等，先制本罪，再随宜编发。明初充军无地方远近之别，地点仅分附近、边远二类。《问刑条例》编纂后，又增加边卫、极边、沿海、口外各项，但仍未规定里数。到明末崇祯年间才作出如下规定：附近一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四千里外。

　　（三）廷杖

　　明代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强迫臣民就范，经常使用非法之刑（非法典规定的刑罚），诸如：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等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廷杖。廷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广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至明亡前崇祯皇帝时也没有停止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非法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四）“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1.“重其所重”。明代主要是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反映出明律重刑主义的特点。唐律对谋反大逆者处以斩刑，连坐处绞只限父与子（16岁以上），其他都可以没官为奴。而明律对犯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连坐处斩扩大到祖父、父、子、孙及伯叔父等。可见，明律明显加重了政治性犯罪的处罚。

　　2.“轻其所轻”。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在“重其重罪”的同时明律实行“轻其所轻”的原则。凡属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唐律列入不孝，判处徒刑三年，明律仅杖八十。子孙违反教令，唐律判处徒刑二年，明律杖一百。这体现出明律为突出“重其所重”，而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的意图。

　　三、民事立法

　　（一）婚姻

　　明朝关于婚姻方面的规定，基本沿袭唐宋旧律。譬如，主婚权属于祖父母、父母；婚姻缔结要有婚书和聘礼；同姓、同宗无服亲及良贱不得为婚；婚姻关系的解除以七出、义绝为条件，等等。但随着时代的演进，也为婚姻法律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强调婚姻礼俗；强调“男女婚姻，各有其时”，即适龄者方许结婚；强调双方家长的意愿是婚姻订立的首要前提。明律从大量的婚姻纠纷中总结出符合情理避免争讼的规定，如“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然后再写立婚书，依礼聘娶。明律对婚姻的解除条件义绝作出新的解释：“义绝之状，谓如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妻改嫁，或赶逐出外，重别招婿，及容止外人通奸。又如本身殴妻至折伤，抑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欺妄更娶妻，以妻为妾，受财将妻妾典雇，妄作姊妹嫁人之类。”这种认定侧重于婚姻关系本身的状况，与唐律义绝条件中注意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以及妻对夫的谋害罪有所不同。

　　（二）家庭

　　明朝注重维护家庭的稳定，家长的权力进一步明确与扩大，主要包括教令权和主婚权。家长对违反教令的子孙有权直接进行肉体惩罚。明律明确规定，若子孙违犯教令，祖父母、父母可以“依法决罚”。家长还可以将违法的家庭成员送交官府请求予以惩罚。明律规定，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如果祖父母、父母将之亲告送惩，则遂其意而将其子孙杖一百。家长的主婚权明朝法律有明确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但是家长的责任也更大，“凡嫁娶违律，若由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家长主婚权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权。随着家族本位主义的强化，家长的权力不仅见于国家的制定法，而且还为家族法所肯定。

　　（三）继承

　　明朝仍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和财产继承的诸子均分制。户绝财产由所有亲女继承，无女者人官。奸生子继承权上升，法律地位提高，是明朝继承法的一个特点。“其分析家财田产，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继全分。”这反映了封建传统法律观念的某种变化。

　　四、行政立法

　　（一）中枢与地方行政机构

　　明朝极度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废除传统的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由皇帝直接控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六部尚书分别掌管所属行政事务，对皇帝直接负责。将军事指挥权分由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掌握；将御史台扩大为都察院；特设通政使司统一收发各部门与皇帝之间的奏章文件。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合称“九卿”。洪武十五年（1382年），鉴于“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朱元璋从翰林院等机关中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土衔，负责草拟诏谕，并充当皇帝的顾问，但是“不得平章国事”。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并参与机务。内阁大学士官秩不过五品，职权也仅仅是遵命办事而已，不同于原来中枢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后来，由于六部尚书入阁兼领殿阁大学士衔，内阁的职权渐重，尤其是首席大学士称为“首辅”，实际上掌握了丞相的权力。但是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限制了内阁权力的发展，使其始终只是处于“辅臣”的地位。

　　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府、县三级。各省设布政使司掌行政，按察使司掌司法和监察，指挥使司掌军事，合称“三司”，同为一省长官，均直属于中央，彼此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又互相牵制。府设知府，县设知县，统掌所辖地方行政和司法。

　　（二）官员选任制度

　　明朝建立了完整的科举选官制度。只有官学的学生才可参加科举考试。中央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学生称“监生”，由各地官学选送。各府州县均设官学，学生称“生员”，俗称“秀才”。士人考取生员就可享有免役特权，并可不受笞杖刑和刑讯，可礼见长官。生员可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乡试，考取即为“举人”，也可经考试推荐为监生。举人经六年一次的“大挑”可直接任官，监生也可被选为官，但他们一般只能担任教官或辅助性官职。举人可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会试，考中再经殿试合格，即为“进士”。进士可以直接出任正七品的知县，前几名一般选人翰林院任职。

　　明朝科举考试内容的主要变化即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采纳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考生只能按照程朱理学的注解答题，不得言及时事，自由发挥。明宪宗时，更创立了“八股”的格式，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实际。这种变化更适应了加强思想专制统治的需要。

　　除科举选官外，明朝还一度实行过荐举制。代宗时还开捐纳之先，允许捐资纳粟取得官爵。此外，吏员经若干年服役也可以选官，但一般只能担任辅助性的低级官职。文官的铨选由吏部负责。官职基本上都是每三年轮换一次，地方官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为使官员转官公平，明中期开始，吏部采用抽签方式决定官员的任职地方。官员年满六十岁致仕，回乡官员称为“乡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权。

　　（三）监察制度

　　明朝建立了空前庞大的监察机构。中央的监察机关都察院由唐宋以来的御史台改名而来，长官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辅之。都察院号称“风宪衙门”，为天子之耳目，所有御史必须科举出身，职权颇重，对任何官员都可进行监督弹劾，并可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及地方审判进行监督。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每年轮换出京至各省巡查，称为“巡按御史”，号称“代天子巡狩”，虽官阶不高，但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御史犯罪加重二等处罚。

　　除都察院外，中央还设六科监察机构。朝廷六部每部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各一人，负责监察六部日常政务活动，核查上奏之奏章和奉旨执行政务的情况。六科给事中合称“六科”，与都察院并列，直接向皇帝负责。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廷还时常派出部尚书、侍郎一级的官员“巡抚”各省，明中期以后渐成惯例，由巡抚统管一省行政，如遇战事，则派出总督统掌军政。后来巡抚和总督逐步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此外，地方的提刑按察使也享有监察权，被称为“行在都察院”、“外台”。

　　五、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的名称、职掌均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组成明中央司法机关，合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刑部是中央审判机关，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重案和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地区案件。刑部有权判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人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后，奏请皇帝批准。大理寺是复核机关，“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对于认为判决不当则驳令改判，认为判决得当者才允准具奏行刑。明朝把御史台改称都察院，扩大监察组织和职权，设立左右都御史等官，负责纠举弹劾全国上下官吏的违法犯罪，并且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工作，监督法律的执行。都察院附设监狱，关押皇帝直接交办的重要案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还定期巡按地方，对地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发现官吏违法犯罪，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为加强司法审判，重大疑难案件实行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二）厂卫

　　厂卫干预司法活动，是明朝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是由太监组成、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衣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并非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在皇帝的纵容之下，由宦官操纵，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被赋予种种司法特权，如侦察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刑之权等。厂卫“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法外酷刑致死人命亦不负责任。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和恶性发展的产物，它对司法的干预严重地破坏了封建法制的正常秩序。

　　（三）申明亭

　　申明亭是明朝为“申明教化”、“明刑弼教”而创立的基层组织机构。朱元璋洪武五年始设于各州县乡间，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亭内树立板榜，定期张贴榜文，公布本地有过错人的姓名和过错行为，并由老人主持调解轻微的民事纠纷：“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申明亭制度出现，充分显示了政权、绅权和族权的紧密结合。

　　（四）会审制度

　　明朝审判制度较前朝有较大发展，突出表现在创设了一套对疑难、重大以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会官审录即会审的制度。明的会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三司会审和九卿会审（又称“圆审”）。明继承唐朝“三司推事”制，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称“三司会审”，最后由皇帝裁决。对于特别重大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则由皇帝令三法司长官会同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称为“圆审”，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批准。

　　2.朝审。朝审是对已决在押囚犯的会官审理，是古代录囚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洪武三十年（1397年），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通政司、詹事府以及驸马都尉等共同审理大狱，死罪及冤案奏闻皇帝，其他依律判决。仁宗时又特命内阁学士参与会审。英宗时命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从此形成制度。清代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

　　第三，大审。大审是一种定期由皇帝委派宦官会同三法司官员录囚的制度，始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成为定例，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是明朝独有的审判制度。

　　4.热审。即每年暑天小满后十余天，由宦官和三法司会审囚犯，一般轻罪决罚后立即释放，徒流罪减等发落，重囚可疑及枷号者则请旨定夺。热审创制于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主要目的是在炎热天气里疏通监狱以宽贷罪囚。

　　明朝的会审制度是慎刑思想的反映，有利于皇帝控制和监督司法活动，纠正冤假错案。但也导致多方干预司法，特别是宦官插手司法，结果司法更加冤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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