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作为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如果它的作用不曾突破此囿，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今日意义上的城市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城市代表了整整一个阶段。在我们看来，如果以城市为标志，将文明史划分为“前城市时期”，“城市时期”和“后城市时期”也是有充分的论据的。

　　相比于前后，文明的“城市时期”的所有成果和特征

　　就城市自己的生命过程来讲，基本上是统治中心、商业交换中心和生产中心三大功能逐一参加复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相应或连带的其他功能，日趋演化为复杂的综合体，成为一种文明的铸模。它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为诞生，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解体为消亡，集聚是它的基本特征。

　　集聚使城市象一只攥紧的拳头成为统治力量的中心所在，这种性质使其在外表上呈现出封闭的形式。但是，与外表上的静止和封闭恰恰相反，集聚给城市必然带来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内部分化、协作、交流的强化，而且是对外交往和联系的强化。

　　战争和贸易，城市以这么两种寻常和不寻常的接触方式大大扩展了对外社会交流的领域。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城市的对外关系主要是战争的话，象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的那样，每座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之间都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那么，商业贸易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城市对外关系的主流，变为城市的基本标准和固有活力，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早先贵族统治者往往对商人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因为商人大都是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通过商业掌握了雄厚的财富，从而形成可能颠覆其统治的潜在势力。在中外城市历史上都有过排斥商业的情形。如公元前6世纪之后，古希腊的商人、银行家已经开始威胁到早先贵族和武士们的权力，然而显贵和大思想家们却始终将新生的商人团体排斥在城邦国体之外。甚至连一些商业城邦的宪法对待商业也视同无物，按照规定，市民不得经商，如要经商，必须象陌路人那样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去。只有象爱基那等少数几个城市才准许市民从事商业活动。

　　即使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商业还是顽强地植根于城市中，并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了。西方历史上，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金银铸币作为新的交换媒介问世，商业贸易便成为城市生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了。希腊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有丰饶的腹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还由于它们把兴趣从军事征服和公开掠夺转移到了商业活动中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缘故。伊奥尼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城市规划，已显现出米利都式布局中商业事务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罗马帝国时期，在遥远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城镇，商业和官僚都一起体现在城市的精神和形式里，带有柱廊、宽阔而极长的商业街成为这些城镇的典型特色，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有这样的商业街。叙利亚的安条克城，街市贸易不论白昼黑夜地进行，区别仅在于照明方法的不同，表明商业精神不顾文化的其他特征，已产生了自身特有的形式。罗马城中，宏伟的广场从不曾摆脱市场的属性，在高大豪华的背后，狭窄的街道两侧，又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店铺，旅馆和酒肆。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特别是加洛林王朝以及后加洛林王朝时代，城市式微，“西欧已经变成一个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城市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比它在任何处于同等文明阶段的其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小。但是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重要”。这次城市复兴改变了西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和骑士制度的发展一样，代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中世纪城市自己“也不再是先前消失了的事物的翻版，而是一次新的创举。它不像古代的城市或者近现代的城市，并与同一时期在东方发现的城市类型不一样，尽管其差别程度较小。”

　　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皮隆尼认为直接的起因是商业复兴。而刘易斯·芒福德却认为事实与皮隆尼的解释正相反，首先是有了城镇的复兴，然后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撇开因果的顺序不谈，中世纪城市与商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的的确确的。在当时动荡不安和充满战争的世界中，城市同修道院一样是一片安全而和平的绿洲，每周一次定期的市场交易是城市最大的经济利益。商人因为获得庇护而在此永久地居住下来，并发展成一个新生的阶级，成为中世纪城市生活的独特成分，尤其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伦马底平原，须耳德河（the scheldt）、缪士河（the meuse）和莱茵河河谷，以及东欧通过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顿河连接波罗的海和里海、黑海的两条大商路沿线上。